文/林志鹏
香港是一座高度开放的国际化都市。这里,高楼耸立、贸易繁荣,来自世界各地、操著不同语言的外籍人士随处可见,就连一些市井商贩都能以英语无障碍沟通,开放、多元、包容一直是这个城市的标签。然而,这里有一批人,他们的心态却是保守而封闭的。这种封闭的心态交织形成一种自闭症文化(societal and culture aspect autism),彷佛笼罩城市上空的雾霾,令向往健康的人们难以见到朗朗天日。
习惯「偏安」
试想,一个人罔顾中央政府有权为国家安全立法的通行规则,以「两制」之名抵制「一国」捍卫国家安全。一个人不愿承认香港国安法惩治极少数极端分子、保障大多数市民权利的道理,一味危言耸听、制造事端,难道不是「封闭」吗?一个人无视香港已回归祖国的事实,不是以中国人的底气昂首阔步、拥抱世界,反而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甘为外国势力驱使,难道不是「封闭」吗?
这种封闭源于狭隘,而狭隘则源于「偏安」。本来,港人并非一个「偏安」的群体,「狮子山精神」曾是努力向上、奋斗不息的代名词。但随著多年大气候小环境的衍变,香港社会某些群体正渐渐沦入「偏安」之局。平心而论,「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之后的最大特色与优势,祖国大陆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对这一点,绝大多数港人内心深处是认同的。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与经济相互依存、密切合作相伴而行的,却是政治、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疏离,再加上某些人的挑拨离间,导致相当一部分港人缺乏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一个缺乏国家认同与核心价值认同的人,必然失去准确而牢固的身份认同,也就永远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这样的人,其观点、看法难免失于偏颇而鲜少客观,无法走出自得其乐的「同温层」(又称
「资讯滤泡」filter bubble),只能在少数人营造的「亚文化」圈子里打转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真正的开放心态也就无从谈起。
以香港的传媒为例,「港闻」(香港本地新闻)和经济新闻向来占据重要的位置,国际新闻和中国内地新闻往往被挤在边角,除非出现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大事。据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回忆,他年轻时候(上世纪80年代),国际新闻都放在报章头版,而现在不仅被移到内页不显眼的地方,篇幅也不断缩减。对此,传媒专业人士深有同感,《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就很怀念金庸时期的《明报》,认为那才是国际视野。没有了国际视野,也就没有了开放的胸怀,这恰恰反映了部分港人眼界之狭促、心态之偏安,窥一斑而见全豹也。
封闭心态 教育难辞其咎
封闭心态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教育难辞其咎。香港教育的问题在于政策制定团队缺乏具有家国情怀和历史知识的教育者代表。港英时期,教育作为一项本土事务,其政策的顶层设计全部以英国人为主,港人只有执行的权利。回归后,虽然所有政府资助的学校都由纳税人供养,但绝少看到教育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邀请公众参与和讨论;历次教育改革,也都照搬英美模式,并不是基于香港本土的实际调研。偶有学者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建议,很容易就被攻击为「利用教育进行洗脑」「祸害学子」等,2012年的「国民教育风波」就是例子。香港教育长期依赖欧洲和美国的「文化输出」,再加上通识教育课程的「神助攻」,利用有关媒体的发酵作用,塑造了一条囊括图书情报、课程设计、通识辅导与补习、印刷教育与运输的庞大产业链。个别人士一方面大赚其钱,一方面把持、操控香港的整个教育体系,在思想意识上进一步加剧了港人的偏执与封闭。这也是在文凭试中,出现「1900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这种考题的深层原因。
开放的城市,封闭的心态,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当前香港面临的困局,既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又有文化问题,同时还有心态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有待于以大格局、大智慧来化解,前提是必须破除封闭的心态。每一位港人都应当意识到,惟有扩大胸襟、张开眼目,才能真正把握未来,才能在危机中觅生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
编辑:严骏
来源: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