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兆佳

18世纪中叶，美国人以革命方式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并建立了一个没有君主制度、崇尚个人自由和有限度民主的共和国。

长期以来，美国人不断吹嘘美国立国精神的核心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中，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更大力推动“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但这个原则却只限于在欧洲实施，而其他非白种人地区则被排除在外。

既然美国人觉得自己曾经是殖民统治的受害者，因此一直表示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当然这其中也与争取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有密切关系。二次大战后，美国一度尝试瓦解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殖民帝国，从而扩大美国的海外市场。然而，由于不旋踵东西方冷战爆发，为了遏制苏联，美国转而竭力维护欧洲国家帝国的完整，并让自己处于反帝和反殖力量的对立面。

美国帝国的崛起与争议

历史上，美国一直信誓旦旦表明无意建立“大美帝国”（American Empire），强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与其立国精神相牴触。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美国在立国后便大量以武力和非武力、公开和隐蔽手段建立一个横跨五大洲的“大美帝国”。在建立“大美帝国”的过程中，美国早期较倚重夺取殖民地或在其他地区进行直接管治，比如在菲律宾和波多黎各，而在二次大战后则主要通过军事、外交、金融和经济手段，利用各种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北约（NATO）对其他国家实施控制和霸凌和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游戏规则。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A.G.霍普金斯（A.G. Hopkins）在其巨著《美国帝国：全球史》（American Empire：A Global History）（2018）中断言，在建立帝国过程中，美国与欧洲国家在方法和轨迹上并无二致，都是主要用武力掠夺的方式侵占其他民族的土地、霸占其资源和压迫其人民。不过，由于反帝和反殖浪潮在一次大战、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席卷全球，沿用帝国扩张、土地占领和殖民统治方式来建构帝国在政治上愈来愈艰难，所以美国才不得不更多采用“间接管治”（indirect rule）方法来实现帝国野心。所谓“间接管治”，是通过美国在不同国家和地方培植、支持和控制的当地代理人来“代替”美国进行管治。这点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教授戴维．A．莱克（David A. Lake）的近着《间接统治：美国国际等级制度的形成》（Indirect Rule：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2024）中有详细论述。

直到最近十多年左右，美国人仍然非常抗拒“大美帝国”的称谓，认为这是对美国的污蔑。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对世界和平、人类发展、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有利的国际秩序，并勉强可以称之为“美国治下的和平”或“美国治世”（Pax Americana）。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愈来愈多美国学者不但对“大美帝国”一词不掩饰、不回避，反而肯定之和对之赞誉有加，认为它是美国人给全世界提供的最佳的公共产品，并相信“大美帝国”符合全球人民的利益和渴望。来自英国的美国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巨人：美国帝国的兴衰》（Colossu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2005）的书中对“大美帝国”对人类的贡献更褒扬备至，但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不少美国人对建立“大美帝国”的思想心态和政治决心不够投入和坚定而已。

军事经济胁迫当美国附庸

在冷战时期，“大美帝国”并不是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反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要与苏联乃至中国争夺政治支持与影响力。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极独霸，国力一时无两，“大美帝国”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机会，从而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帝国。毫无疑问，美国凭藉其帝国从全世界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利益，但却也需要付出相当的成本，当然整体而言仍然是本小利大的一盘生意。不少“大美帝国”的仰慕者和支持者宣称，不少国家是因为美国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有吸引力，才同意主动加入或因为收到美国“邀请”后才加入“大美帝国”，所以“大美帝国”是一个建基于各国对美国的帝国认可（empire by consent）。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庞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迫使其他国家加入，而且“大美帝国”的长期维系离不开美国的公开或隐秘的军事威吓和经济胁迫，美国散布在全球的几百个军事基地和美国援助的政治操作便是明证。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愿意为其他国家提供经济利益，比如开放美国市场、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比如维持国际航道的畅通、阻止或消除一些地区内的冲突、促进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各类援助和服务、提供安全保障等。诚然，不少国家虽然因为加入了“大美帝国”而失去了部分主权和政治和经济自主，遭受到经济的剥夺和国家的尊严的侵犯，但还是认为作为“大美帝国”的一员是利多于弊，所以甘于充当美国的附庸。

从世界领袖到帝国困境

可是，“大美帝国”近年来却出现众多无以为继的迹象。

首先，冷战结束后，苏联不再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对美国所给予的安全保证的依赖和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即使一些接近俄罗斯、中国、伊朗和个别区域性强国的国家还是希望获得美国在安全上的关顾，但它们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却实际上仍然有所减少，因此愈来愈多国家力图寻求某种程度的“战略自主”，而一些区域性强国比如印度、伊朗、土耳其、俄罗斯和巴西的崛起更削弱了美国在不同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第二，美国创建和主导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上的功能和角色不断下降，其中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下降尤其明显。当然，美国自己对那些国际组织的重视程度下降，也对它们的地位和功能造成打击。

第三，美国愈来愈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美国的对外援助和债务减免愈来愈吝啬，尤其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期间，美国实施疫苗保护主义，让其他国家饱受医药短缺之苦。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上美国更刻意逃避作为大国的领导责任。

第四，美国的金融、财政和贸易政策不负责任，为其他国家不断带来痛苦。美国单方面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其罔顾后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断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2008年源于美国的“次按危机”的全球金融海啸对全球国家所造成伤害迄今尚未完全平复。

第五，为了维护美国自身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美国多次在缺乏国际社会认可下发动战争，比如对阿富汗的入侵、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和介入利比亚内战，让自己和其他人付出沉重代价。

第六，美国推动北约东扩而触发俄乌冲突，并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军事冲突中完全偏袒以色列，导致在欧洲和中东爆发令人痛心疾首的大规模人道灾难，让美国在国际上极为孤立。

第七，美国不断利用人权、自由、民主或履行“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为借口插手别国内政，策动政权更迭，分裂别国领土，惹起愈来愈多国家的不满。

第八，美国对其订立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也愈来愈不愿意参与和遵守，特别在贸易、投资、军事和法律领域，造成了不少国际失序的情况。

第九，美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保证愈来愈不可靠，引起了不少美国盟友的担忧。

第十，美国愈来愈不愿意签署新的国际合作协定，反而退出一些本已参加了的协定。

“大美帝国”逐步走向终结

第十一，美国的国内市场对外愈来愈封闭，而贸易和科技保护主义则愈来愈强烈。

第十二，美国的软实力，无论是其引以为荣的“民主”政治、人权状况、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都因为在美国出现了很多败坏的现象而在世界上流失不少吸引力和感召力。

第十三，美国国内反经济全球化的声音愈来愈响亮，愈来愈多美国人反对美国派兵到外国作战。

第十四，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不惜破坏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严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快速和平崛起，客观上对“大美帝国”带来严重的威胁。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少国家可以减少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并且可以从中国的成功发展中取得自己独立自主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支持。

以上各点只是荦荦大者，但已经足以说明“大美帝国”走向衰败的迹象和趋势。

其实，导致“大美帝国”没落的主要因素是美国绝对和相对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持续和无法逆转的下降。美国不断增加和难以偿还的巨额国债可谓明证。“大美帝国”在美国国内也造成了去工业化、经济虚拟化和贫富悬殊等严重后果。这些情况不但使得美国愈来愈没有能力和资源去支撑其帝国和维系其他帝国成员的效忠和支持，也使得愈来愈多的美国人民不再愿意认同“大美帝国”和为其付出代价。

过去一段时间，愈来愈多西方学者对“大美帝国”的前景不表乐观，甚至认为“大美帝国”难以存续。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Victor Bulmer-Thomas）在其《帝国的撤退：美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Empire in Retreat：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2018）的书中预言未来“美国将不再扮演帝国主义角色。”他认为：“美国帝国主义赖以建立的基石──『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正在崩塌，这一大厦正在帝国内部遭受挑战。”

重要的是，美国经济的相对没落使得美国不能够向世界上其他地方输出资本，而欧洲国家的帝国通常利用其贸易顺差作为资本的来源。此外，“自由贸易是美国全球帝国的基石。美国的反全球化正逐步推动美国帝国的撤退。”

曾经在1987年因为出版《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一书而声名鹊起的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甘迺迪（Paul Kennedy）2023年9月在《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GDP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这将是150年来美国首次不再拥有世界最大国民经济的地位。”他因而诘问：“在相对生产力向东方转移、国际权力普遍下移的时代，无论美国拥有何种优势，它能否在各方面保持领先？如果不能，那么它应该从全球哪些地区撤军？它该如何应对相对的衰落？”他进而指出：“过去在全球扩张的头号强国──西班牙帝国、爱德华时代的英国──都几乎不可能决定处理其资产和义务的优先次序。”言下之意是美国也不会是例外，因此会做一些于事无补但对人对己都会带来伤害的勾当。

另外一名美国学者，哈佛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查尔斯．S．迈尔（Charles S. Maier）在其《帝国之间：美国的崛起及其前身》（Among Empires：American Ascendancy and Its Predecessors）（2016）一书中强调：“现代美国帝国影响力比传统帝国更加不稳定且脆弱。它依赖（别国的）同意、经济相互依赖和军事力量，但缺乏历史上其他帝国所特有的（对其属地的）直接行政和强制控制。这使得它很容易受到国内和国际的抵抗。”

过去十多年来，“大美帝国”走向没落的趋势显然不可逆转。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扬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更像是痴人说梦。综合而言，特朗普在其第一届任期（2017-2021年）内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有两个：削减美国在国际上的承担与集中力量遏制中国的崛起。其继任人拜登总统在相当程度上其实也锐意试图达到这两大目标。特朗普在2025年再度当上美国总统后更马上以暴风骤雨方式发布一大批行政命令和宣示不少政策意图来加大贯彻这两大目的的力度。它们包括：向世界各国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对中国进行更严厉的科技和经济遏制、退出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试图把加拿大、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并入美国版图、绕过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直接与俄罗斯谈判结束俄乌冲突、要求欧洲负起主要的援助乌克兰的责任、力求尽快结束巴以冲突、要求盟友和伙伴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对盟友的安全保障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大幅压缩联邦政府的开支、把大批非法移民驱逐出境、显着削减对外援助、基本上放弃对外输出美国民主和价值观、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等等。不过，这些举措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引发了激烈的反对声音，而它是否真的会让美国再次伟大虽然是未知之数，但它们却足以对美国的国内经济和美国的国际信用造成重大伤害。

中国与世界重构国际秩序

一些西方学者和观察家认为美国战略撤退行为是要重塑国际秩序，让“大美帝国”逐步走向终结，并让大国竞争再度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他们猜测特朗普是要把世界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其中西半球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所以必须吞并加拿大、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而亚洲和欧洲则分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不过，特朗普却从来没有公开表示他有此“三分天下”的意图，而支持特朗普的右翼专家和学者也没有公然提出过这种建议。不过，一些美国政治精英比如国务卿鲁比奥（Rubio）确实公开认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multipolarity），而美国只是其中的一极。然而，事实上，特朗普却是首位宣告中国是美国必须遏制的“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的美国总统。从政治逻辑角度看，美国要再次伟大的话，则特朗普便绝对不能让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更难以接受中国超越美国，反而必须要加大力度阻止中国崛起。对特朗普来说，美国的盟友，无论是欧洲国家或者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洲，不但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和帮助有限，甚至是某种战略累赘，所有必须减少对他们的付出，尤其要迫使他们对自己的安全和发展承担更多责任。然而，为了遏制和孤立中国，特朗普还会以威逼利诱手段强迫美国的盟友协助和配合美国对中国的敌对行动，即使他们会因此而要付出沉重代价。同时，为了遏制和打击中国，特朗普希望通过以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式结束俄乌冲突，并借此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和诱使俄罗斯疏远中国，从而弱化中俄的战略合作。

总的来说，“大美帝国”的没落并不表示世界走向和平、稳定、公平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角力将会日益炽烈、“丛林法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国际秩序愈来愈难以维护，中美之间的全方位斗争将会此起彼伏。在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愈来愈对中国有利和美国的盟友又各自有自身利益盘算的情况下，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图谋不可能成功，反而会加快美国的衰败。由于俄罗斯与中国的利益深度交融，加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过西方的多番愚弄，特朗普分化中俄的阴谋不会得逞。不过，在美国成为了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后，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愿意更积极与中国建立或改善关系，而中国亦会更积极与世界各国探讨重构国际秩序的事宜。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