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飞龙

“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谱写新篇章，既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新周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周期。今年是《香港国安法》实施5周年，香港进入由治及兴的转型发展期。“一国两制”是解决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战略与制度杠杆。

“一国两制”是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与世界体系现代演变的大背景下作为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提出来的。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中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以及“一纲四目”的台湾政策，其中蕴含着“一国两制”的核心战略要素和国家理性。改革开放以来，“一国两制”的内外部政治条件逐步成熟。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提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简称“叶九条”），这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初期版本。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对“叶九条”进行了理论概括，首次提出了“一国两制”概念。此后，“一国两制”被作为港澳回归谈判的基本指导思想，其主要政策方针写入了《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和两部基本法，成为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国两制”始终是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意义上作为战略与制度杠杆发挥重大作用的，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起到了独特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国际战略层面，“一国两制”实现了超越冷战对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探索。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我们的战略选择是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但保持独立自主。我们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奋斗，奠定了第三世界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政治基础，巩固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如何与资本主义体系互动问题上，我们没有陷入苏联式的冷战陷阱，而是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体系的正确发展道路。“一国两制”就是超越冷战思维、坚持和平发展、破解体系对立、探索世界人民大团结新路的伟大制度实验。“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与成功实践，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创造了积极条件与良好环境。这一超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嵌互构、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先期的思想与制度探索。

在国家统一层面，“一国两制”创新了国家统一理论和实践模式，为中华民族的当代“大一统”秩序奠基。在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上，国家统一是主权建构的核心标志和任务，但完成统一基本上依靠国民动员和使用武力。以武力形式实现国家统一，往往留下严重的民族冲突和地缘政治矛盾。“一国两制”以和平统一为指向，以主权国家秩序内部的“多元一体”为宪制蓝图，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基础上依法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并以国家现代化为共同目标。这就在传统民族国家的统一理论与实践上走出了一条新路，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智慧，创造性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当代“大一统”。

在现代化建设层面，“一国两制”以其独特的发展杠杆作用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内地的经济现代化迫切需要与世界市场对标接轨，需要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和法律制度构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和制度安排，就是以港澳为新中国外交与外贸的独特桥梁纽带，借助港澳的现代化平台与经验，实现内地经济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改革开放以来，港澳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地，也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关键中转地，更是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的最佳平台。“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有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现代化，并在引进西方管理制度与法律制度过程中提升了制度现代化，丰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质量。       

在融合发展层面，“一国两制”是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与内地同胞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及凝聚为更高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机制。港澳台区域和族群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内地同胞与海外侨胞的桥梁纽带。“一国两制”打破了内地与港澳台及海外的意识形态与制度阻隔，积极推动了港澳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发展大局，并带动海外侨胞回国投资、探亲、定居和创业，以及在国际空间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一国两制”内含的爱国爱港、爱国爱澳与爱国爱台的、基于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价值标识。“一国两制”开启了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与内地同胞在民族复兴与现代化新阶段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格局与新篇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团结凝聚提供强有力的杠杆作用和推动力。

在文明互鉴层面，“一国两制”成为中华文明与不同文明之间多元一体、交流互鉴及凝聚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对话和文明新形态创生机制。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概念并推动付诸实践，是以对世界格局之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判断为前提的。和平与发展既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与特性，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化解文明冲突、民族撕裂、意识形态对立与人类社会不平等的价值之锚。港澳因其独特的历史、人群与文化特征，在近现代史上成为荟萃中西文化与多元族群的文明的“新边疆”，同时成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新形态”。“一国两制”保留并延续了港澳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展现了中华文明与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生机活力。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一国两制”必将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之深化发展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进一步的杠杆动力，在文明的“新边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总之，经过1980年代以来中央对“一国两制”在战略、政策、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多重构建，这一伟大的思想与实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与世界共享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智慧。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一国两制”的价值理念进行了精辟概括，即“和平”、“包容”、“开放”、“共享”，并认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一国两制”的价值理念及其实践，进一步验证了“两个结合”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合理性与理论创新意义，“一国两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制度成果，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普遍意义。正是基于上述的普遍价值论，“一国两制”与新时代以来提出和实践的“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大战略具有高度的价值契合性和制度关联性。“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谱写新篇章，就需要从基本价值层面将“一国两制”与上述国家大战略深度会通和关联，从具体实践层面将“一国两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思维与新方法，促进“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自觉及其法理体系、制度体系与文化体系的丰富发展。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