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飞龙

5月12日，中美瑞士经贸会谈取得阶段性成果，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双方“对等关税”从决战形态的脱钩式高关税下调到加征10%的较低水平，并保留继续磋商的机制和空间。这当然不是中美这一轮贸易战的结束，但不打不相识，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政治意志面前，在自身遭受的经济与政治压力之下，选择了暂时妥协，可谓一种贸易停火协议。中美经贸联合声明全球瞩目，因中美经济关系牵涉到整个全球化的基本经济面，牵涉全球经济的产业链安全与增长预期。

就此次贸易战及目前的经贸声明来看，有以下判断要点值得关注：

第一，特朗普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试图重建美国经济霸权和制造业中心定位。相对民主党人的全球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特朗普是一个传统型、保守型政治家，在价值观上回溯家庭、正常性别和社区团结，在经济思想上推崇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大国关系上奉行极限施压和巧取豪夺，但不承担世界大国的道义和政治责任，也不遵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特朗普经济政策受到美国历史上麦坚利总统关税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理想目标是将美国恢复到二战胜利时的制造业巅峰状态，并将这一目标与美国国家安全、国民福利与美国复兴紧密联系起来。特朗普的美国是一个严格的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美帝国存在冲突，与世界各国存在对立。

第二，中国是美国霸权的最大例外，是全球经济正义的中坚力量。面对美国的全面关税战，各国表现各异，但多数屈从于美国霸权威慑，恐惧高额关税和严厉制裁的后果，选择对美国展现低姿态与服从意愿，但也保留观望和拖延的余地。中国选择“对等反制”，这是全世界各国唯一的正面反制案例。中国的行为模式代表了面对美国霸权的一种新范式，即一方面以国家利益为本位对侵害措施进行对等报复，彰显自然正义同态复仇的面向，另一方面坚持联合国框架和多边经贸秩序的准则，以自由贸易的道义至高点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贸易霸权行为。因为中国的坚决和有效反制，多边主义经贸秩序得以延续，各国对美谈判也因此取得了适当有利的地位和参照系。

第三，这是中美经济与全球博弈实力的一次典型检验，中美关系进入“平视”常态和“基本对等”新常态。全球经济正义的规范指标是各国对联合国框架下WTO多边经贸秩序的遵循程度，以及各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获得的发展利益与平衡性。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是单纯从美国霸权实力出发进行的所谓“交易艺术”，其本质是经济丛林行为，是全球化与国际经贸规则秩序的大倒退。中国的反应不同于2018年第一次贸易战时的仓促应战，而是从战略上坚持了“平视”美国的常态，从战术上采取了“基本对等”的新常态。中国的反应是战略与战术的结合，无论因此承受多大的内部经济压力，遇到怎样的不同声音或阻挠，都坚持从原则和长远利益上考量与行动，瑞士经贸谈判声明体现了中国立场的积极效果。

第四，此次为期一个多月的“脱钩”测试与美国谈判的立场软化，暴露了美国实力局限性，成为中美关系与国际关系大变局的重要转折点。美国的“昭昭天命”与深入骨髓的“例外论”，造成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帝国超级迷信，以至于严重高估美国实力，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别国实力。苏联解体与“历史终结”的短暂幻象更是加重了美国的自恋与虚妄。此次贸易战，特朗普似乎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通盘准备，有显著的仓促和自以为是的嫌疑，从发起攻击时的飞扬跋扈，到对等反制博弈中的进退失据，再到寻求谈判妥协时的明显软化，上演了一出严重缺乏专业性和艺术水准的“交易闹剧”。特朗普贸易战的短促突击与快速妥协，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实力的结构性缺陷，在于美国在制造业基本面的重大短板。美国经济已经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和全球供应链，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体早已是过去时。特朗普试图将美国经济从全球撤退，重建民族国家的“饱满”而安全的经济体，完全不合时宜，反市场、反全球化，根本做不到。随着关税武器的初步失效，中美关系将朝着更加平等以及更有利于中国立场的方向演变，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性反而可能增加，同时各国对美关系也将依靠和参照中国而有相应调整，比如最先寻求妥协的越南、日本等正在变得强硬，欧盟已经采取反制措施，其他各国在积极谋划如何“应付”“拖延”及最终达成牺牲更小的新贸易协议。

可以预期的是，特朗普式“极限施压、各个击破”式的关税战、贸易战，很难达成任何一个完全符合其“迷梦”标准的贸易协议。新协议可能不断签署和到来，但所昭示的恰恰不是特朗普“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好前景，而是美国经济与美国全球领导力“断崖式下跌”的阶段性标记。以自由贸易、多边主义、WTO国际法原则与平等互利准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正义格局仍会经受冲击，但因为中国以及更多国家的正义斗争与协作，其进程不可逆转，而美国经济霸权与帝国霸权必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被制衡和驯化。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