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美国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 建构“反华联盟”

刘兆佳:美国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 建构“反华联盟”

日期:2024-02-01 浏览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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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佳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直认为能够联合其盟友和伙伴构建反华联盟,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威慑力,令中国不敢动用武力。但面对这个事关地区和世界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并不会随风起舞,所谓的反华联盟并不具备坚实基础。这个判断将会是越来越多美国有识之士的看法。   

 

美国一直试图拉拢盟友和伙伴对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施压  

 

一直以来,美国的官员、政客和学者众口一词自诩认为,在与中国的较量中,美国享有一个中国所缺乏的压倒性战略优势。那就是:美国在全世界拥有为数众多的盟友和伙伴,它们在中美博弈时会坚定站在美国一方与美国的对手作战。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2021年更扬言:“通过加强和捍卫我们无与伦比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并进行明智的国防投资,我们将阻止中国的侵略,并应对那些对我们集体安全、繁荣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威胁。” 

那些人纷纷以最近的俄乌冲突为例,认为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的联盟在援助乌克兰和打击俄罗斯上空前团结,在战场上阻止了俄罗斯快速取得胜利、重挫俄罗斯的经济和让俄罗斯在国际上趋于孤立。这些人显然已经被这种缺乏坚实基础的“胜利主义”冲昏了头脑,刻意忘记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里的大国其实没有站在美国和其盟友与伙伴那方,而美国和其盟友与伙伴因为对俄罗斯施加极限制裁而付出越来越大的直接或间接的代价。随著俄乌冲突结束遥遥无期,美国和其西方盟友内部、彼此之间和他们国内民众对于是否继续投放大量资源支持乌克兰,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歧。不过,这些情况都没有阻止他们最近不断向中国发出歇斯底里的威吓,警告中国不要试图以武力收复台湾,否则将要在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和孤立下面临比俄罗斯更悲惨的结局,而中国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得来不易的丰硕成果亦会毁于一旦。 

为了加强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威吓,美国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组建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联盟(AUKUS),加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四边安全对话(QUAD)对中国的军事制衡,强化美国和日本、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鼓动日本扩充军事力量特别是提高攻击和反击能力,增加与一些中国周边国家比如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与联系,并通过售卖先进军备和培训军队来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以及把北约的力量引进亚太地区。近来, 一些美国的“鹰派”政客和学者更要求美国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立场,明确向中国表明,一旦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会出兵保卫台湾,从而迫使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或知难而退。美国知名战略学者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甚至警告,中国必须承担任何武力攻台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并且他坚信,虽然美国和其他国家只是间接地帮助了乌克兰,但他们确实有可能直接参与台湾的防御。 

根据杰弗里・安德森(Jeffrey Anderson)的观察,华盛顿的决策者普遍认为,美国必须保卫台湾。如果中美爆发战争,美国必将赢得胜利。乔尔・伍斯诺(Joel Wuthnow)断言:“对中国来说,与美国进行常规战争仍然是一个冒险的提议。美国各军种一直在适应潜在的中国威胁,使他们能够对假定的解放军入侵部队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空军现在拥有更先进、威力更大的远程轰炸机,海军拥有可怕的核攻击潜艇,海军陆战队已经练习在靠近中国的地点开展行动,陆军已开始部署一支灵活的多域特遣部队。这支高度机动部队具有导弹系统、电子战和网络战以及情报收集等混合能力。一旦(中美)爆发冲突,它们将迅速介入并实施空中和导弹行动。即使解放军以某种方式在美军已经进驻台湾的情况下设法夺取了台湾,但仅仅针对美国的常规战争的军事成本就将是惊人的,有可能使中国的发展倒退数十年。” 

在经贸事务上,美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试图促使部分亚太地区国家弱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为了遏制中国在高科技上的崛起,美国迫使其盟友和伙伴与自己一道对中国的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其他高科技产业进行封锁和打击。美国又鼓励其盟友和伙伴减少在经贸上对中国的“依赖”和逐步与中国在经贸领域“脱钩”,削减在中国的投资,并在重要产业上重构对美国安全和发展有利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一个经济发展放缓的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将会不断下降,而它的盟友和伙伴会乐意牺牲自身利益来成全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 

显而易见,美国试图拉拢其盟友和伙伴一起通过其各种部署和行动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威慑力,从而迫使中国不敢对台湾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军事封锁和军事攻击。不少美国政客和专家相信中国会怯于那些威慑而不敢向台湾动武,从而两岸“分治”的现状得以无限期维持,而台湾亦会长期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棋子。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不会因台湾而牺牲自身利益连同美国与中国开战  

 

不过,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在别无选择下不得不真正或者即将动用军事力量以达至国家统一或者解除台湾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是否会义无反顾地支持美国向中国动武或在经贸上对中国施加严厉制裁?我的答案是: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大战的可能性陡增或真的爆发战争的话,美国的盟友,更遑论伙伴,不但不会连同美国与中国开战,反而会竭尽所能规劝美国不要出兵护台。在不严重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为了讨好美国,他们可能会对中国采取一些经济和金融制裁行动,但仍然会与中国维持相当的经贸关系。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真的要与中国开战,则它会发现它的盟友和伙伴并不如美国自夸的那么可靠。我相信,这个判断应该会是越来越多美国有识之士的看法。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深知,一旦中美开战,其波及面无远弗届,甚至会演化为世界大战和核战争,届时不排除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家也会加入战团。即便战争局限在常规战争层面,它也会是一场旷日持久、交战各方乃至全世界都会损失惨重的人类灾难和浩劫。他们的判断是:美国不可能在合理时间内取得压倒性胜利。更重要的是,就连美国的战略家也承认在常规战中,美国输给中国的概率颇大。事实上,在绝大部分美国军事专家进行的众多兵棋推演中,美国都是输方。 

拉斐尔・科恩(Raphael S. Cohen)和吉安・金泰尔(Gian Gentile)慨叹:“没有人能确定与中国就台湾问题爆发的潜在战争将如何结束,但兵棋推演表明,这几乎肯定会是血腥的,而且可能不会很快发生。……与俄乌战争不同,台湾冲突可能使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公开战争中直接相互厮杀。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工业能力已经让俄罗斯相形见绌。如果美国直接卷入战斗,它投入战争的资源可能会比迄今为止它提供给乌克兰的资源多得多。简而言之,美国和中国将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一场常规冲突,双方都不会很快达到疲惫不堪的地步。因此,美国将面临在接受失败和长期战斗之间作出战略选择。” 

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托马斯・G・曼肯(Thomas G. Mahnken)忧心忡忡地说:“尽管华盛顿宣称同时关注北京和莫斯科,但美国的国防规划与眼前的挑战却不相称。”他坦言:“大量美国军事装备正在老化,许多飞机、船只和坦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的国防建设。美国重要设备和弹药的供应也非常有限,以至于它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大部分库存来支持乌克兰。”更不幸的是,不但“美国的武器储备有限,其工业基础也是如此。” 

科里・沙克(Kori Schake)更提醒:“中国对台湾威胁的紧迫性似乎也没有在(美国)国防部得到充分体现。国防部在拜登政府成立初期对部队进行了态势审查,但却没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变化。它随后提出的边际变化,例如轮换驻扎和分散基地,并没有以与威胁相一致的速度发生。国防部计划建议在短期内缩减陆军规模,将舰艇从舰队中撤出,将中队从空军中撤出,以便为2035年部署的未来部队腾出资金。换言之,国防部计划削弱其执行当前战略的能力来换取在遥远的未来能够部署一支更强大的部队,但这却远远超越了美国官员认为中国试图接管台湾的时间框架。” 

美国众议员阿当・希夫(Adam Schiff)亦指出,在与中国博弈时,“我们国家的情报机构还没有准备好——远远没有。如果不对资源和组织进行重大调整,美国将无法在未来几十年在全球舞台上与中国竞争。”  无论如何,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深知,中美大战后,无论谁胜谁败,美国乃至西方的全球霸权将会彻底终结,而因为美国欠债累累和滥发货币早已岌岌可危的美元霸权也必然会分崩离析,世界将会出现一个极为混乱和凶险的局面。这些情况是他们极不愿意看见的。因此,很难想象美国的盟友与伙伴会支持美国为了台湾不被中国收复而对中国用武。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没有道德和安全理由参加美国策动的中美大战  

 

美国盟友和伙伴之所以不可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道德和安全理由必须参加一场美国策动的中美大战。他们愿意在军事上援助乌克兰和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制裁俄罗斯,是因为他们不满俄罗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和占领其部分领土,认为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可是,他们早已承认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就算中国以武力收复台湾,在法律上而言也只是中国结束国家分裂状态、谋求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举动。尽管他们因为政治或价值观的理由而不愿意看到中国收复台湾,又担心此举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他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但在法理上和道德上他们却很难对中国作出义正词严的谴责或予以强烈反对。 

另一方面,中国收复台湾并不会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当然,日本会因为台湾重归中国后担心自身能源和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或者忧虑中国会进而对钓鱼岛采取收复行动,乃至恐惧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扩大,但日本应该不会相信中国会觊觎日本的固有领土或者视日本为永久的死敌,而中国亦应该会向日本作出安全的保证。澳大利亚虽然担心受到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威胁”并因此寻求美国对其安全的保证,但却不至于忧虑中国会对其采取“侵略”行动,因此难以想象澳大利亚会愿意与中国发生战争并蒙受灭顶之灾。对欧洲国家而言,即使中国用武力收复台湾,对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国家并不构成实质安全威胁。对亚洲各国来说,正如伊谢卡・克莱尔(Isheika Cleare)所言:“冒著激怒邻国(中国)的风险去支持一个忠诚度不可靠而注意力不集中的大国(美国)是没有战略意义的。…… 虽然亚洲国家无法逃避中美竞争的现实,但它们仍对完全站在美国一边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持谨慎态度。他们不想被一个不可靠的盟友推到台前。”按照大卫・M・麦考特(David M. McCourt)的观察,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和澳大利亚都不认同美国关于中国的崛起可以被阻止的看法。在这两个国家的眼中,中国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但美国却笃信需要对中国的崛起作出正确的回应(即予以遏制)。 

东南亚诸国包括美国的军事盟友泰国和菲律宾也都不愿意在中美大战中站在美国一方与中国开战。布莱克・赫辛格(Blake Herzinger)确信东南亚是一个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地区。他认为,“东盟成员国在冷战期间看到了大国竞争在他们集体后院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他们不太可能再加入另一场竞争。”他指出:“东南亚,以及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有兴趣最大限度地与美国和中国这两头大象进行合作,同时又不会因为与其中一方的关系过于亲密而激怒另一方。”新加坡与美国虽然有军事上的合作,但它却是经常公开表达深切担忧中美爆发战争将“殃及池鱼”的国家。 

尤为关键的是,所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都与中国有著密切和难以割舍的经贸联系,因此难以在美国的压力下在经贸上与中国“脱钩”,顶多在不损害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与美国虚与委蛇。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近三分之二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多于与美国的贸易额。作为首屈一指的工业生产大国,中国也是不少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核心。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所言:“即使是华盛顿最亲密的战略伙伴也不准备像美国那样广泛地对抗、试图遏制或在经济上瓦解中国。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做法与华盛顿最强硬的声音所寻求的相反。许多国家没有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或解体,而是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尽管他们也同时通过业务多元化、在第三国建立新的供应链以及减少在最敏感领域的风险敞口对冲来自中国的潜在压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2020年,即便美国警告多年,中国还是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此,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亦深度认同。他指出:“试图遏制中国甚至发动新冷战的极端对立显然是无效的,而且确实会适得其反。中国的增长势头强劲且基础稳固,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与反对苏联的联盟不同,很少有其他国家会加入美国的这种努力,因为它们在经济上与中国有著深刻的相互依存关系。届时中国将加倍努力实现自给自足,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多方面缺乏信任和信心  

 

还有一个令美国难以建构可靠联盟的重要原因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多方面缺乏信任和信心。他们(包括台湾人民)不太相信美国会真的为了不让中国收复台湾而与中国开战。他们担心如果美国觉得中美战争对美国越来越不利时美国会选择单方面主动撤退,从而令自己深陷被中国的严厉报复和惩罚的险境。他们又忧虑美国的外交政策多变而令自己无所适从。如果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者上台执政,则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盟友又不满美国主要是用惩罚性手段来迫使盟友和伙伴就范,并要他们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不愿意为他们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和经济利益。他们又不认同美国鼓吹的“新冷战”思维和把世界各国依照美国的意识形态强行分为“民主”和“威权”两个对抗阵营的做法。 

事实上,过去不少例子表明,当涉及本国的重大利益时,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会选择不跟从美国的指挥棒行事。1981年,美国的欧洲盟友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制裁,继续建设新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以增加苏联向欧洲的天然气输送量。2003年,法国和德国拒绝参加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2015年,即使美国不断施加压力,但除了日本外,美国的其他盟友包括英国都纷纷加入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2019年,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都拒绝在本国部署新的美国中程核导弹。 

总的来说,美国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建构一个“反华联盟”。一旦中美战争爆发,美国基本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而且胜算委实不高。美国最近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升级的挑衅,已经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美国显然相信那些挑衅会产生强大的威慑作用,令中国不敢对台湾用武,而美国也无需真的动用庞大资源和承受重大牺牲对中国挑起战端。但是,如果那些挑衅最终迫使中国不得不采用“武统”选项的话,则美国便会陷入一个对其国运有重大影响的战略困境,而对美国而言任何一个用来摆脱困境的选择都只会是对自己、自己的盟友和伙伴以及世界极坏的选择。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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