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建宗立法会于3月19日在全体89名议员的支持下，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标志着香港在回归近27年后终于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然而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却在同一天发表题为《香港的大倒退》（Hong Kong's Giant Leap Backward）一文，声称该法案进一步“剥夺了香港的民主自由”（eliminating freedoms），并使得香港成为了一个“对外国企业、律师、记者以及本地公民来说更加危险的地方”（makes the territory a more dangerous place for foreign businesses, lawyers, journalists and especially local citizens）。这种说法不仅是对23条立法的不实指控，也再一次暴露了西方媒体“双标”的虚伪面孔。23条立法的目的之一是抵制外部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预，是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以及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并不会限制国际组织和团体合理表达对香港政策不同意见的权利，或阻止它们与本地机构、组织和人员进行合法、正当的交流。所谓“剥夺自由”之言无从谈起。根据基本法第2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是每个国家的基本责任。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及新西兰都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并建立了相关决策和执行机构。23条立法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是贯彻“一国两制”最高原则的体现。自1997年回归以来，作为“一国两制”政策下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凭藉其独特的国际地位和法律框架成为内地与国际社会之间的桥梁。然而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暴露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方面的短板，堵住国安漏洞迫在眉睫。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任何干预香港事务的行为都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 因此，透过23条立法，可以有效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尊严，并防止外部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预，为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长治久安、繁荣稳定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此外，文章宣称23条立法是“关押民众的工具”（tools to lock people up），此种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针对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其目的是保护绝大多数人的人权和自由。法律条文清楚明确界定了罪行的要素，明确划分了罪与非罪，同时规定了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原则。执法机关行使权力必须符合法定条件、遵循严格程序，并接受司法监督，以确保公众合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23条立法尊重并保障了人权，彰显了法治文明的重要原则。在罪行和处罚方面，这项立法体现了宽严而适度的原则。立法共列出了31项罪行，其中9项直接借鉴了五眼联盟的相关立法经验。这不仅显示了立法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也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实际情况，以确保法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整个立法过程严格依照普通法和香港法治原则进行，并保障了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所有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确保香港的长治久安、繁荣稳定以及全力促进香港的发展。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于3月23日正式生效，基本法第23条将与《香港国安法》有机衔接，共同构筑起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保障香港全体居民的根本福祉，保护世界各地来港投资者的利益，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作者系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北京市政协委员，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来源：橙新闻

在这个充满环境危机的世界中，有一位环保科学家，用自己40多年的科研经验，创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产业──将微藻（microalgae）打造成“吸碳神器”的生物科技。何建宗教授是香港极地研究中心创办人，退休后花了几百万元开设香港首个北极科研站、造访南北极达20次。60岁组队创业，科学家是怎样看金钱世界？又是如何发展“碳金融”？中大山水是摇篮“我读中文大学生物系时很快乐，中大环境优美，能远望八仙岭、吐露港，花草树木在阳光白云下绽放，使我热爱大自然。我是新亚书院宿生，教授常说‘天人合一’的哲学。现在回想，其实与环境科学是很吻合的。生态学，正是建立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的科学。我原以为微藻是有害物，水受污染才有微藻。当人人都说它有害，我反思，可否从有利的角度看待它？我愈研究，愈沉迷，结果我爱上研究微藻，决心将它发展为净化污染的工具，于是我一直投身环境生物学行业。”“下岗变下海”何建宗在中大毕业后，负笈英国索尔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Salford）攻读硕士课程，研究环境资源。后来他加入政府环保署工作10年，并以兼读方式，于1991年在港大取得（植物学系）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在大专院校从事教育27年。他专门研究环境科学、水资源、海洋生态、浮游植物、微藻等学术领域。何教授孜孜不倦研究微藻40多年，除了研究它的害处，亦学会欣赏它的好处。“显微镜下，它的组织和结构是非常美妙，是大自然巧夺天工的作品。其实污染一词是很主观的，当红潮灾害发生，污染物多，杀死海洋生物，损害经济，我们就觉得它是有害。但做科学家应该要有创意思维，我尝试把微藻放在鱼床河溪，加入蛋白质开发成为鱼的饲料，微藻就变得有用了。环境问题要由心做起，同一样物质的好坏，在乎我们如何应用、评价它。我觉得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我们回收它，它便是揾钱的工具；我们随便掉弃它，它便是无用。一个银币有两面，我们做科学就是这个精神。”“原本到了60岁就想退休，岂料退而不休，眼见地球严峻的气候危机，我就想，可否应用研究微藻40多年的经验解决问题呢？原本下岗，却变为下海，开始创业。一方面希望将40年科研成果应用于世界，另一方面希望实践生命传承，将所思所学和环保使命传给年轻人。”科学家踏足商业世界凭一腔热怀创业，可是理想与现实是有差距的，何教授明白教学和创业是两个世界。“先说金钱，教书时薪酬增长稳固，工作文化是求真求知为本；创业最艰难的是，社会以利益为先，团队以你为首，每个月等你出粮，相当有压力！但我知道教学和创业两者没有冲突，只是要花心思结合。”“其实做生意最重要是可持续发展，在获得投资回报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回馈社会。环保产业如是，我们对世界和社会都有公益责任。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这是我的创业精神，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何教授目标是公司在5年内上市，“我想将赚来的钱应用在社会上，在企业扩张的同时，增加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力。地球环境污染问题、社会贫富悬殊问题、香港缺乏社会生产力问题、年轻人对前景迷惘问题，我作为一个学者、教育家和科学家，义不容辞去解决这些问题。老实说，以我这个年纪创业，真的并非为了发大财。我只有一腔热情，希望扶助年轻人，在创业的路上持续地发展。”“我们互相投资”跨学科、跨世代，是何教授的团队特色，由“Z世代”千禧一族到60后，成员背景来自科技、金融、商业管理、能源工程界。问及他们怎样看何教授，何教授随即笑言：“给个机会你们骂我！”弄得大家哄堂大笑。可见他们的相处，就是如此融洽可亲。何教授相信，一个创业团队，最重要的是大家“情投意合”，拥有同一个梦想，有困难便说出来，有快乐便分享。“我的特色是无所不谈，天南地北，政治天文地理生物化学财经，都可以交流。我第二个特点是喜欢食，总是惦记顺德美食，每次开会都去饮茶！我们出席活动，一起感受，扩大生活朋友圈，这样对同事好，对公司将来发展亦好。我时常说要去南极、去北极、去行山、去旅行，同事亦一齐去，我们就像一家人。”其中从事ESG基金多年的Nancy，分享她第一次与科学家合作的感受：“我十多年前做基金经理去上市公司讲解ESG，他们会将我转去其他部门，不断叩门都没有人关注。我很高兴现时已经有很多人做环保，但仍然有很多‘green washing’，即是‘得把口讲’，不是做实事减碳，达致circular economy（循环经济）的效果。何教授的项目与别的项目不同，原来科学可以做实事，正是可持续发展。透过产品造福世界，这亦是一个商机。微藻可以吃掉污染物，还可以产生好的可再生能源，例如bio fuel（生物燃料）、bio mass（生物质量）。世界就是好需要这个项目，于是我加入团队。我们就要思考策略，如何连系市场上的carbon credit（碳信用）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在香港做创科，可谓‘吃尽苦头’，申请基金四次也失败而回。第一次申请时，可能创科氛围不浓厚，政策未成熟，但竟然是提交一年后才告知不获资助的结果，延误了不少时间；第二次交齐数据和文件，又需要我证明申请项目在香港的实际用途；再三申请时，我取得政府部门支持信，他们拒绝我说：‘既然政府支持你，不如你直接去该部门争取资金’；到第四次，经过所有审核，结果在公布结果前一天，基金方翻查纪录发现我的公司是慈善团体，不属于基金服务对象。”好多事情是靠天时地利人和，我也不埋怨，只希望香港各界做得更好。后来我在中国内地获得很大支持，经过专家组评审，他们积极在短时间内给我意见，不是把我转去不同部门。内地实行电子化，一站式服务，一旦提交申请，七个部门一并审视，无论结果如何，需要在三星期内决定拨款与否。”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回到家乡佛山市提出水质改善专案，碰巧他们想要‘以水兴城’，这是政府未来发展目标。在内地，我才明白乡情是很重要的，他们觉得我可以为家乡争光，于是在香港做不到的事，在内地八个月就完成。他们给我意见说：‘其实内地好多人亦懂得养藻的基本知识，将来就算你申请了专利，亦难防很多人进入市场与你竞争。但因为香港本身是一个品牌，而你是香港人，所以我们支持你，只不过你要拿出一个例证。’于是我回港开公司，做一个小型‘示范单位’，然后再走入内地市场。”“芝麻包”的创业领受“香港创科的定位，就像芝麻包，我们不能靠一粒芝麻吃饱，但一个面包没有芝麻就不是芝麻包了。”何教授认为，香港创科是不能够离开广大的全国市场的，“香港做创科是投资大、成本高、市场小，但是香港的优势是有人才、有活力、有国际视野、财金关系。举个例子，以微藻净化污水，香港可能只有1、2百亩的鱼塘，但在中国顺德区，就有数以万亩的鱼塘，何况整个内地？如果你做到这单生意，你不用忧柴忧米了。”“今时今日，好多年轻人的焦虑和愤怒，关键在于未能超越深圳河的边界。地理条件上，我们居住环境狭窄，生意没有很多，放假可去的地方也局限。内地对香港青年人、创业者提供很多特殊优惠，在香港要住简约公屋，但深圳为吸纳人才会提供‘人才房屋’，以便宜租金享受香港中产阶级的生活。虽然工资表面上不高，但实际生活质素是超越香港的。” 来源：灼见名家

文/何建宗北极圈今年录得32℃高温，情况不单令专家们震惊，气候异常也令普罗大众饱受影响！云、雨、雾、露、霜、雪、雹，本质上都是水的问题。全球淡水资源约90％贮藏在南北极地区，暖化冰融，带来了水循环和生态糸统的失衡，令人忧虑。海洋的水平面上升、水的蒸发量急增，带来更多和更严重的淹涝、更强和和更频密的旋风吹袭；而愈更飘忽的年雨量变化，引起城市和农村缺水供应之恐慌；反常的温度变化，引致病菌散布、疫症增多丶中暑造成死亡，对健康和卫生也是严重威胁。最近很多地方山火蔓延，破坏了森林和生物多样性。总之，牵一发而动全身，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劫，真是那么远、这么近！参加相关科研考察近25年，我去过北极圈17次、南极半岛4次。今年的国庆节，我和一批专业人士在北纬78-79度的斯瓦尔巴群岛中共渡。此行亲眼见证了研究基地附近的物候变迁：自2001年以来，在斯瓦尔巴群岛周边的冰盖明显变薄，浮冰大量减少，裸露的岩层愈来愈多；而基地后面的冰舌，于我观察的廿多年间，后退超过六十多米！情况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联合报导相若：自从2015年以来，全球变暖趋势持续了四个年头；而2018年的平均地表温度，比对1951年至1980年的行动平均值，高出将近1℃！媒体上有几幅由一位德国摄影师拍摄的北极熊照片，它们自2015年起擦亮了视屏，成为世界广泛讨论的议题。那几头瘦骨嶙峋的北极熊，艰难地在在浮冰上觅食，令人心痛可惜。的确，近年在斯瓦尔巴群岛一带的冰融特别明显，而北极熊原以捕猎海豹为食，若果浮冰减少，海豹便较少在沿岸休憩喘息，令北极熊不再容易猎食，很多就因为营养不良而活活饿死。北极熊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列作“易危物种”，它们过去跟踪并捕捉一只海豹只需几天时间，每只便可吃近二十天，可惜现在时不予我，为了一只海豹，北极熊平均要花费半个月以上的时间，而且彼此竞争生存的张力也大为增加。我曾目睹有些北极熊辛苦爬上山岗偷吃候鸟窝中的蛋和幼鶵，那岂又不是连锁影响了候鸟的数量，促动了另一场的生态失衡和生物多样性灾难。根据媒体报道，近年有好几次北极熊组群闯入民居市镇偷食垃圾，除了可怜，更可能造成严重的人命和财产损失，令寄居北疆的人命不受保障！我是专研海洋浮游植物，特别是微藻和有害藻华现象的。这些问题原本在北极圈不太引起关注，因为那里天气实在并不适宜，温度低，冰封时间又太长，而每年夏天时全日有太阳光照，冬季却整月昏暗，极端不利于微藻的生长和繁殖。但奇怪的是近年在南北极海，特别是沿岸内湾带都曾发现疑似由微藻引发的“赤潮”现象，有好几次更引致企鹅和鲸鱼集体死亡呢。科学家发觉：在亚极海中的贝売类生物，体内已蕴含这些由藻类分泌出来的神经性毒物，推断是透过了食物链和营养金字塔的关系，让毒力逐层“生物累积”，结果乃至“有害藻华”现象在高纬度海区日益蔓延。但究竟有害微藻的品种从何而来？有多少个种？它们的分类学和生理学特征（如：抗冷机制）如何？来了之后又如何适应和繁殖？种种科学数据，目前一片空白！环境科学上，我颇想研究支持微藻生长的营养盐何来？这个全球性的水华扩散现象，究竟又和近年的气候变化有没有关系？日后将如何控制和管理？经过多年的研测，过程十分艰苦，还有数次出生入死的经历，我终于掌握到南北极海微藻的分布和生长概况。就其“富营养化”现象，我亦逐渐找到了解释。在实验室中我的团队分离并栽育了其中一个关键的微藻品种-名叫“亚历山大藻（Alexandrium Spp.) ”，现可以利用它继续深入分析。大致来说，毒藻来自远航轮船的压舱水（blaste water) ，而营养盬（如： 氮、磷、硅）则来自冰川融化出的流水。极地的“水华”现象，大部分发生不邻近有季候鸟和企鹅窝的海湾，推断应与日积月累、曾经长久寄存在鸟崖上的粪便，因暖化冰融而流入海水相关。水温上升，环境因子转变，造就了崭新形态的生态竞争，特别有利于微型藻类的增产。虽然机制尚待系统化的科学研究加以深化，这些成果引起了更多科学家产生兴趣，对日后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探索，肯定有所裨益。去了南北极多年，愈来愈发觉要建立系统化的科研规划，让科学家们可以定期、定位的去那里探究，至为必要！此外，接班传承，薪火相传，也是时势之所趋。气候变化日益增速，及早了解、推进科研，必将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适应和未雨绸缪。在2018年5月，我把自己仅有的几百万元退休金捐出，创办了“香港极地研究中心”，并且在挪威属的斯瓦尔巴群岛上，建立了“紫荆站”，目的是作为开放式的平台，以非政府机构（NGO) 的模式运作，支持科学家带项目过去，把成果发扬光大。“中心”更会开办 STEM培训课程，鼓励传承，让更多年青的科技人才感兴趣往极地探索。科技是推进文明之动力，可持续的发展以人为本，南北极的变迁关系著人类的未来命运；公众参与，极地冰融虽然势不可挡，但我期待极地科研的春天到临，希望更多香港学者和专家积极参与！作者为香港极地研究中心创办人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