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充满环境危机的世界中，有一位环保科学家，用自己40多年的科研经验，创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产业──将微藻（microalgae）打造成“吸碳神器”的生物科技。何建宗教授是香港极地研究中心创办人，退休后花了几百万元开设香港首个北极科研站、造访南北极达20次。60岁组队创业，科学家是怎样看金钱世界？又是如何发展“碳金融”？
中大山水是摇篮
“我读中文大学生物系时很快乐，中大环境优美，能远望八仙岭、吐露港，花草树木在阳光白云下绽放，使我热爱大自然。我是新亚书院宿生，教授常说‘天人合一’的哲学。现在回想，其实与环境科学是很吻合的。生态学，正是建立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的科学。
我原以为微藻是有害物，水受污染才有微藻。当人人都说它有害，我反思，可否从有利的角度看待它？我愈研究，愈沉迷，结果我爱上研究微藻，决心将它发展为净化污染的工具，于是我一直投身环境生物学行业。”
“下岗变下海 ”
何建宗在中大毕业后，负笈英国索尔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Salford）攻读硕士课程，研究环境资源。后来他加入政府环保署工作10年，并以兼读方式，于1991年在港大取得（植物学系）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在大专院校从事教育27年。他专门研究环境科学、水资源、海洋生态、浮游植物、微藻等学术领域。
何教授孜孜不倦研究微藻40多年，除了研究它的害处，亦学会欣赏它的好处。“显微镜下，它的组织和结构是非常美妙，是大自然巧夺天工的作品。其实污染一词是很主观的，当红潮灾害发生，污染物多，杀死海洋生物，损害经济，我们就觉得它是有害。但做科学家应该要有创意思维，我尝试把微藻放在鱼床河溪，加入蛋白质开发成为鱼的饲料，微藻就变得有用了。
环境问题要由心做起，同一样物质的好坏，在乎我们如何应用、评价它。我觉得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我们回收它，它便是揾钱的工具；我们随便掉弃它，它便是无用。一个银币有两面，我们做科学就是这个精神。”
“原本到了60岁就想退休，岂料退而不休，眼见地球严峻的气候危机，我就想，可否应用研究微藻40多年的经验解决问题呢？原本下岗，却变为下海，开始创业。一方面希望将40年科研成果应用于世界，另一方面希望实践生命传承，将所思所学和环保使命传给年轻人。”
科学家踏足商业世界
凭一腔热怀创业，可是理想与现实是有差距的，何教授明白教学和创业是两个世界。
“先说金钱，教书时薪酬增长稳固，工作文化是求真求知为本；创业最艰难的是，社会以利益为先，团队以你为首，每个月等你出粮，相当有压力！但我知道教学和创业两者没有冲突，只是要花心思结合。”
“其实做生意最重要是可持续发展，在获得投资回报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回馈社会。环保产业如是，我们对世界和社会都有公益责任。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这是我的创业精神，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
何教授目标是公司在5年内上市，“我想将赚来的钱应用在社会上，在企业扩张的同时，增加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力。地球环境污染问题、社会贫富悬殊问题、香港缺乏社会生产力问题、年轻人对前景迷惘问题，我作为一个学者、教育家和科学家，义不容辞去解决这些问题。
老实说，以我这个年纪创业，真的并非为了发大财。我只有一腔热情，希望扶助年轻人，在创业的路上持续地发展。”
“我们互相投资 ”
跨学科、跨世代，是何教授的团队特色，由“Z世代”千禧一族到60后，成员背景来自科技、金融、商业管理、能源工程界。
问及他们怎样看何教授，何教授随即笑言：“给个机会你们骂我！”弄得大家哄堂大笑。可见他们的相处，就是如此融洽可亲。
何教授相信，一个创业团队，最重要的是大家“情投意合”，拥有同一个梦想，有困难便说出来，有快乐便分享。“我的特色是无所不谈，天南地北，政治天文地理生物化学财经，都可以交流。我第二个特点是喜欢食，总是惦记顺德美食，每次开会都去饮茶！我们出席活动，一起感受，扩大生活朋友圈，这样对同事好，对公司将来发展亦好。我时常说要去南极、去北极、去行山、去旅行，同事亦一齐去，我们就像一家人。”
其中从事ESG基金多年的Nancy，分享她第一次与科学家合作的感受：“我十多年前做基金经理去上市公司讲解ESG，他们会将我转去其他部门，不断叩门都没有人关注。我很高兴现时已经有很多人做环保，但仍然有很多‘green washing’，即是‘得把口讲’，不是做实事减碳，达致circular economy（循环经济）的效果。
何教授的项目与别的项目不同，原来科学可以做实事，正是可持续发展。透过产品造福世界，这亦是一个商机。微藻可以吃掉污染物，还可以产生好的可再生能源，例如bio fuel（生物燃料）、bio mass（生物质量）。世界就是好需要这个项目，于是我加入团队。我们就要思考策略，如何连系市场上的carbon credit（碳信用）需要。”
天时地利人和
“我在香港做创科，可谓‘吃尽苦头’，申请基金四次也失败而回。第一次申请时，可能创科氛围不浓厚，政策未成熟，但竟然是提交一年后才告知不获资助的结果，延误了不少时间；第二次交齐数据和文件，又需要我证明申请项目在香港的实际用途；再三申请时，我取得政府部门支持信，他们拒绝我说：‘既然政府支持你，不如你直接去该部门争取资金’；到第四次，经过所有审核，结果在公布结果前一天，基金方翻查纪录发现我的公司是慈善团体，不属于基金服务对象。”
好多事情是靠天时地利人和，我也不埋怨，只希望香港各界做得更好。后来我在中国内地获得很大支持，经过专家组评审，他们积极在短时间内给我意见，不是把我转去不同部门。内地实行电子化，一站式服务，一旦提交申请，七个部门一并审视，无论结果如何，需要在三星期内决定拨款与否。”
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回到家乡佛山市提出水质改善专案，碰巧他们想要‘以水兴城’，这是政府未来发展目标。在内地，我才明白乡情是很重要的，他们觉得我可以为家乡争光，于是在香港做不到的事，在内地八个月就完成。
他们给我意见说：‘其实内地好多人亦懂得养藻的基本知识，将来就算你申请了专利，亦难防很多人进入市场与你竞争。但因为香港本身是一个品牌，而你是香港人，所以我们支持你，只不过你要拿出一个例证。’于是我回港开公司，做一个小型‘示范单位’，然后再走入内地市场。”
“芝麻包 ”的创业领受
“香港创科的定位，就像芝麻包，我们不能靠一粒芝麻吃饱，但一个面包没有芝麻就不是芝麻包了。”
何教授认为，香港创科是不能够离开广大的全国市场的，“香港做创科是投资大、成本高、市场小，但是香港的优势是有人才、有活力、有国际视野、财金关系。举个例子，以微藻净化污水，香港可能只有1、2百亩的鱼塘，但在中国顺德区，就有数以万亩的鱼塘，何况整个内地？如果你做到这单生意，你不用忧柴忧米了。”
“今时今日，好多年轻人的焦虑和愤怒，关键在于未能超越深圳河的边界。地理条件上，我们居住环境狭窄，生意没有很多，放假可去的地方也局限。内地对香港青年人、创业者提供很多特殊优惠，在香港要住简约公屋，但深圳为吸纳人才会提供‘人才房屋’，以便宜租金享受香港中产阶级的生活。虽然工资表面上不高，但实际生活质素是超越香港的。”
来源：灼见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