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教授接受《人民日报》“展开聊聊”栏目视频专访，就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关心的话题、人工智能对两国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等展开深入对谈。

以下为专访原稿

杨翘楚（人民日报记者）：早在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久，中方就释放了信号，说今年秋天习近平主席要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提前四个月就释放信号，这个在中国的外交活动中是不是比较罕见呢？

郑永年（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我觉得这不仅对中国外交来说很罕见，我觉得在整个二战以后的外交中也是很罕见的。这就是因为它的重要性。

如果从未来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今年可能是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经受二战以后最严峻考验的一年。我个人把它总结为四大危机：

第一大危机就是地缘政治危机——各个地区都在动荡。

第二大危机就是世界经济失衡的危机——发展问题如今也出现在全球北方，成为很多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

第三大危机是文明危机，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

第四大危机就是全球治理危机——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动摇了。联合国如何改革？其中大国要负起大国的责任。

中美不仅仅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中美稳，基本上天下稳。

记者：元首之间的外交，肯定首先聚焦于两国之间的事宜。对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您的期待是什么？您期待更多的是具体的双边事务？还是更多跟全球治理、跟世界秩序的维护相关的议题？

郑永年：这两个层面很难把它分开来。

中美关系当然是最关键的。中美是两个大国，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说求同存异，去把共同的利益做大，那么不同的利益就小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中美关系就是要分“三步走”：

首先，是增强经贸压舱石；然后，在政治层面，通过两国领袖之间的峰会等各种方式的沟通，达成共识；以后再去处理比较棘手的安全问题。

我个人估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贸易肯定会谈，人工智能等议题也会谈。对一些全球层面的问题，两国领袖也会围绕地区冲突等问题进行交流。

记者：中美在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激烈的竞争，对于我们维持或者构建这样的稳定关系，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稳定？

郑永年：我是觉得这个问题要做科学的分析。中美两国竞争不可避免，斗争也不可避免。但是你要看到，去年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还有五千五百亿美金。

那表明什么呢？根据我们的计算，中美两国经济超过70%都是互补的，百分之二三十是竞争的，那就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领域也是脱不了钩的——我们的DeepSeek也好，Kimi K3也好，我们只用了美国大约百分之十的成本，但是性能达到了美国的90%甚至更高。我想，美国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禁止所有美国企业使用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

记者：说到人工智能，有一种声音认为，人工智能在接下来三年内，有百分之十的概率把人类文明都要毁灭掉。有人认为国际关系，包括中美关系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人类文明或者全球公共利益已经压倒了国家之间的竞合。您怎么看？

郑永年：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今天如果说人工智能，就是在说中美关系，因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和产能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

人工智能不像核武器。核武器就放在那里，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机制进行协调和监督，但人工智能目前还没有。

我们中国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发展与安全两条腿一起走路。但我想最终各方会走向我们的模式。

最近美国的大厂都在说，要slow down，要慢一点，要思考安全问题，以及人工智能对人类生存可能带来的威胁。人工智能就是这个关切。我想这一点共识是中美之间会有的。

记者：您一直主张，最后中美两个国家，或者说国家之间的竞争，胜负取决于开放的程度。怎么实现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的平衡？

郑永年：这就是技术与安全之间的问题。实际上关乎治理制度。因为技术决定了你能走得多远，但是人文、管理和治理，决定它的方向。

所以我最近提出来：人工智能是个“技术利维坦”。如果我们被它驯服了，那就糟糕了。

这个话题是可以谈判的，所以这也是合作的基础。总书记说过，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的责任。我们处理和美国关系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整个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记者：今年五月份，中美之间达成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接下来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指针。那我们从哪些指标能够去评估中美关系的好与坏？

郑永年：现在美国也在变化。其实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变化是巨大的。美国的老一代，成长于中国穷的时候，他比较同情中国。八零后的美国政客，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他们感受到的是（中国的崛起）。尤其是海湾战争以来，美国每隔三年两年就打仗，中国一直搞建设。所以他们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

五月份中美两国达成了稳定（关系）的共识，当然这个共识是不容易的，也正越来越成为美国两党之间的共识。我个人觉得，中美两国通过企业层面、社会层面、领袖层面和工作层面的交往，能找到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

记者：您刚才提到，现在达成这种稳定很不容易。那现在提出来的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这个“建设性”您觉得体现在哪？克服了哪些困难？

郑永年：首先是政治信任度。西方的哲学习惯认为国际政治是零和游戏。我们的哲学一直是”和而不同、和平共存“。所以我觉得领袖峰会还是需要带一点宏观上的（考虑）。

记者：展望未来，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崛起，我们未来的中美关系，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

郑永年：我们总书记说”太平洋之大，能容纳得下中美两国“。现在是地球之大，更能容纳得下中美两国了。

从经济结构谈，我们说经济是基础。同样，我们应该走向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国家。

中美两国都不要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所以，这是一个和平共处的关系。中美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记者：在初秋这一个月里，习近平主席到三个大洲、四个国家，参加了两场多边峰会。这样的节奏很频密，也很少见，是在回应什么样的”时代之问“？

郑永年：就是要重塑或者重建国际秩序。践行四大倡议，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今天世界经历的四大危机。我们要展现我们的大国责任。

现在世界上，如果说有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和发展中国家、中等国家、“超级大国”打交道，那就是中国。所以要意识到我们的国际责任有多么重。

记者：您看，特朗普总统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一个大国领导人对另一个大国领导人有这么多公开的高评价，是罕见的还是常见的？

郑永年：特朗普对我们总书记的评价是真实的。包括我刚才说，马斯克也好、卢比奥也好，中国改革开放四十来年那么伟大的成就，他们能忽视吗？所以我觉得，他（特朗普）对我们总书记的（钦佩），是一种非常由衷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