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锦云

惊悉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先生于2026年9月8日与世长辞，香江含悲，举国同悼。回望董先生的一生，他对香港的贡献早已超越回归初期的稳局奠基与“一国两制”的开创性实践，更在于一系列跨越周期、穿越时间的长线布局——锚定教育与人才之本，布局创新科技之脉，打通香港与内地融合之路，即便卸任之后仍以民间智库凝聚社会智慧，为香港的长远未来深谋远虑。

远见布局：为香港种下创新科技的种子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董先生便清醒地判断：香港若要维系长期竞争力，绝不能止步于金融、贸易等传统优势，必须向知识型、科技密集型经济转型。1997年，他在首份《施政报告》中便提出兴建科学园、推动资讯科技教育，并拨出50亿港元设立优质教育基金推动有关工作；1998年进一步设立50亿港元的创新及科技基金，组建应用科技研究院，为香港开辟创新科技发展道路。此后十余年间，香港科学园、应用科技研究院、数码港等创新载体相继落成，一步步筑牢了今日香港创科生态的根基。

教育与人才：把最核心的资源留给未来

在教育与人才领域，董先生的布局同样着眼于百年之计。2000年，他提出十年内将香港高等教育普及率从约三成提升至六成，让更多青年获得接受专上教育的机会，为知识型经济储备人力资本。2003年，香港推出全新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不限行业、不设配额，为香港引入专业人才发展产业敞开大门。

站在今日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国际教育枢纽与高端人才高地的座标回望，这些政策在当年曾引发讨论、历经调整，但其底层逻辑始终清晰而坚定：香港最核心的资源永远是人，教育、科研与人才，才是一座城市长盛不衰的根本。香港科技大学在悼文中特别提及，董先生长期关心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科研创新与科技人才培育，多年来对科大的成长给予了深切关怀与鼎力支持。

融入国家发展：以区域协同拓展香港空间

董先生另一项影响深远的贡献，是率先推动香港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区域协同中拓展自身空间。早在2003年《施政报告》中，他便明确提出“加快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融合”。同年CEPA签署后，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正式升级，由两地行政首长共同主持，并提出以十至二十年的长远视野，将涵盖广东与香港的“大珠三角”打造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2004年，粤港两地进一步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跨境基建、经贸往来、科技教育、人员物流等领域全面深化协作。

如今家喻户晓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可以说是成型于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基础之上。与其简单称董先生为“大湾区概念的提出者”，更全面的评价应该是：他任内推动的珠三角经济融合、“大珠三角”合作框架、CEPA制度安排与跨境基建布局，为后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落地，作出了至关重要的先行探索与制度铺垫。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已经在思考香港如何突破地理与市场的边界，在区域产业分工中放大金融、贸易、航运、专业服务与国际联系的独特优势。

民生破局：八万五建屋计划解决基层住房困局

董先生上任之初，面对香港长期存在的深层次住房矛盾，就展现出了极大的破局决心和魄力。他在1997年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就提出“八万五”建屋目标，即计划每年兴建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旨在通过大幅增加供应来遏制炒风，让基层的升斗市民能够安居乐业。同时承诺将基层市民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当时的平均6.5年大幅缩短至3年，这让此后的整代香港人切实受惠。虽然“八万五”建屋计划随后不幸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导致香港楼市泡沫爆破、负资产涌现，政策被迫调整，但董先生“急市民所急”的执政理念和初心，以及其前瞻眼光值得香港铭记。

卸任之后：以民间智库延续公共担当

卸任行政长官之后，董先生始终心系香港发展，从未离开公共事务的舞台。2014年，他发起创办团结香港基金，汇聚香港本地、内地与国际的专业力量，以系统研究产出公共政策建议，服务政府、公共机构与社会大众。创会之时他曾言，没有任何政府能够集天下之才、尽世间之智，而香港民间社会正是“思想和智慧的宝库”。他的愿景，是打造一个有信誉、有分量的香港民间智库，以公开研究、政策倡议与公共讨论，推动香港行稳致远。

这一治理理念，同样是董先生留给香港的宝贵精神遗产：公共治理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大学、科研机构、专业人士、工商企业、社会组织与民间智库，都可以成为政策创新的源头活水。此后数年间，团结香港基金围绕创新科技、教育、房屋、医疗、社会政策与区域发展等议题持续深耕，逐步成长为香港极具影响力的政策研究平台。董先生一生都在不懈探索改善香港的路径，一心要为下一代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长线思维：他始终在回答香港“下一程”

将这些跨越数十年的布局串联起来便会发现，董先生终其一生反复追问的，始终是同一个根本问题：香港的下一程，该往何处去？

他给出的答案，从来不曾囿于一届任期、一个产业、一项政策，而是教育人才、创新科技、国家机遇、区域协同与社会智慧的系统性、长期性共振。

历史对公共政策的检验，终究要交给时间。今天，当香港热议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发展、国际教育枢纽打造、人才高地建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之时，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这些关乎香港未来的核心命题，其思想的线索与布局的伏笔，早在二十余年前便已悄然铺就。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董建华先生走了，但他留给香港的，远不止几项具体的政策成果，更是一种面向未来谋划香港、在国家与世界的座标系中定位香港的战略视野。他是香港少有的具有家国情怀、爱港为民、百折不挠且极具远见的政治家，留下宝贵治理香港的理念和精神，实乃我辈楷模。他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背景带领香港回归祖国，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引领香港在惊涛骇浪中前行。他提出的一些治理香港的对策虽然因种种原因或时机不对而执行不顺，但也积累了实践经验，比如推出“高官问责制”就是提升官员治理水平和社会监督很好的尝试。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谨以此文，致以最深切的悼念。

（作者系香港大湾区教育融合发展智库主席，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