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紫荆评论员

2026年9月8日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亲人陪伴下安详辞世，享年89岁。中央港澳办和中央驻港联络办分别发出唁电。港澳办唁电指出，董建华先生“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称赞他“团结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同心同德、坚毅奋进，沉着应对、妥善处置了一系列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中联办唁电特别提到，董建华先生终身坚定“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信念，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作出重大历史贡献。

两份唁电指向的，是一位开创者、一位守护者，也指向一段尚未被充分理解的施政岁月。站在董先生远去的此刻回望，对他最好的缅怀，或许是延续他未竟的事业。

一个跨越二十余年的判断

1997年7月1日，董建华宣誓就职。他最紧迫的题目只有一个：让香港人住得起房。上任之初，他推出“八万五”建屋计划，每年兴建不少于8.5万个公私营房屋单位。与此同时，他提出“数码港计划”，为香港谋划资讯科技时代的产业定位。

二十多年后再看，这两大政策的判断力毫不过时，体现了董先生深邃的战略远见和深厚的为民情怀。因为香港的发展主线，至今仍是他当年划下的那条线。

然而，“八万五”中道而止，数码港偏离初衷。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的分析切中要害：“八万五”大计某程度冲击了发展商利益，提出后“香港马上亚洲金融风暴”，导致楼价急剧下降。刘兆佳进一步指出，董建华有不少政策高瞻远瞩，但因无政党背景、欠缺政治力量支持，“令好多政策在推行时都受到掣肘”。但如果仅仅归因于“生不逢时”，恐怕低估了问题的本质。

被忽略的另一半真相

近日，《大公报》发表“龚之平”文章指出，安全与发展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没有安全，发展则如沙上筑塔。将这个判断放回董建华施政的八年，会看到一层更深的因果关系。

董先生为何提出“八万五”？因为住房是香港最尖锐的民生问题。为何提出数码港？因为经济结构失衡是香港最深层的隐忧。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中，反中乱港势力将民生议题政治化，把施政议程泛对立化，正常的政策讨论被裹挟为政治攻讦，长远规划被“当下利益”淹没。那些本可造福香港的长远之策，正是在这种干扰破坏中被消耗、被搁置。

董建华任内亦曾推动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回忆，董先生“肯推动23条立法，是迎难而上，履行我们宪制责任”，“董特首没有撤回这条例，没有撤回、只是立法会缺乏足够票支持，所以未能恢复二读”。立法最终未能通过。这一挫败与“八万五”搁置、数码港偏离，共同指向同一个根源：当安全底线未筑牢时，一切关乎香港长远发展的施政都可能被干扰、被消耗、被搁置。

这正是“龚之平”文章反复警示的：“没有安全，发展则如沙上筑塔。”董建华未竟的事业，恰恰印证了这一论断。

中央支持下走出至暗时刻

但香港并非只有挫败的叙事。董建华任内最具标志性的时刻，恰恰证明了他的另一个判断——“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港元，国际炒家狙击联系汇率制度。时任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回忆，朱镕基总理公开表示“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会提供储备，帮助对抗投机者”，“在此非常时刻，中央政府承诺支持无疑是强大后盾，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和士气”。董建华带领特区政府打破“积极不干预”惯例，携外汇基金迎战，保住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命脉。

2003年，非典疫情突袭香港，失业率飙升。在内地同样急需抗疫物资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偿向香港提供大批药品和器材。时任立法会议员吴亮星提出动议感谢中央，指出“内地在处理非典型肺炎时，对物资的需求已经相当迫切，但仍然向香港提供上亿元的医疗物资”。同年6月，CEPA签署，内地居民“个人游”政策落地，香港经济从谷底反弹。

董建华后来回顾非典时动情地说：“没有中央的支持，我们很难想像可以渡过难关。”这句话并非客套，而是八年施政的切身之痛与切身之幸。

以安全固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董建华远去，但香港的发展命题并未远去。今天的香港，“由治及兴”迈出新的步伐。香港国安法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筑牢了安全底线，为各项长远施政扫清了干扰。“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命题，正在被实践所验证。

董建华当年提出的“八万五”目标，今天以北都新区、简约公屋等更具制度保障的方式持续推进；他当年播下的创科种子，今天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国际创科中心的蓝图中开花结果。

港澳办唁电中有一句话格外动人：董建华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对先生最好的告慰，不是止于追思，而是继续书写他未竟的蓝图——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让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坚强保障下，走的更稳更远。

“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