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柏珲

新加坡近日公布政务官与国会议员薪金检讨报告，并决定接受独立委员会建议，把MR4部长薪金参照基准从一百一十万新元提高到一百八十万新元（一千一百一十多万港元）。这一安排之所以引起区域关注，不仅因为政治薪酬本身敏感，更因为它触及现代治理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让有能力、有抱负、有承担的人愿意走进政治、承担公共责任。
新加坡领导层反复强调，企业高管从政的机会成本并不只在收入差距，也包括隐私牺牲、家庭时间、公众审视、政治压力以及职业路径的不确定性。换言之，薪酬只是政治人才供给链条中的一环。真正决定人才是否愿意从政的，是整个制度能否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会被识别，贡献会被尊重，责任会被公平评价，风险也会被合理分担。

待遇要有竞争力 但公信力更要靠绩效和问责

香港社会对政治任命官员待遇问题向来敏感。公众可以理解吸引人才需要合理待遇，但更关心待遇是否对应表现、是否经得起问责、是否真正改善治理。新加坡经验提醒我们，政治薪酬最难处理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数字背后的制度叙事：为什么要这样定、怎样定才公平、如何确保有薪必有责、有责必有为。

因此，香港若要进一步优化吸引政治人才的举措，必须把待遇安排与绩效管理、政策成果和公众问责结合起来。政治任命官员承担的是方向判断、跨部门协调、危机处理、社会沟通和政策执行责任，其表现不能只用单一经济指标衡量，也不能完全等同私人企业的盈利考核。但这并不意味着难以评价。香港可以进一步完善以结果为导向的治理指标，围绕施政报告目标、民生项目进度、跨部门协同成效、财政资源运用、公众沟通质量等方面，形成更透明、更可追踪的评价机制。

只有当社会看到政治团队的待遇与担当、能力、成绩相匹配，政治人才制度才会有更强公信力。反之，如果只谈吸引人才而缺少绩效说明，只谈责任重大而缺少结果检验，公众支持便难以巩固。

降低从政顾虑 需要制度化保障和社会认同

对许多专业人士和企业高管而言，从政并非简单的职位转换，而是人生轨道的重大改变。他们需要面对媒体审视、社交空间收缩、家庭生活受影响、原有事业中断、政治攻防压力加大等问题。若社会只要求他们牺牲，却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和合理尊重，优秀人才自然会有所犹豫。

香港应进一步思考如何为从政者提供更清晰的角色保障和职业安排。例如，在政治任用前加强公共政策训练和国情教育，在任用期间提供跨部门协调支援和专业研究支撑，在离任后建立合理的过渡和利益冲突管理机制。这样既可保障廉洁，又能减少人才进入公共领域的后顾之忧。

同时，香港还需要营造尊重公共服务的社会氛围。从政者必须接受监督和批评，但公共讨论也应避免把一切政治服务简单化为个人得失或标签对立。一个成熟社会既要严格要求政治人物，也要珍惜愿意承担公共责任的人。只有当公共服务被视为有尊严、有价值、有前途的选择，更多优秀人才才会愿意走出来。

从新加坡经验看香港可着力的几个方向

第一，建立更系统的政治人才储备机制。可在现有咨询组织、地区治理架构、专业界别平台和青年参与计划基础上，形成更有层次的人才数据库和历练机制，让不同年龄、背景和专业的人才有机会通过公共服务逐步成长。

第二，强化公共政策训练和实战历练。优秀专业人士未必天然熟悉政府运作和政治沟通。香港可进一步推动政策研究、国情培训、议会规则、传媒应对、危机管理、基层沟通等课程，并通过跨局、跨区、跨界别项目，让潜在政治人才在真实议题中接受检验。

第三，完善政治任命与绩效评价之间的衔接。政治职位应有明确职责、阶段目标和结果检视。评价不宜机械化，但应让公众看到政策目标是否推进、资源是否有效使用、问题是否得到回应。

第四，增强从政路径的可预期性。许多人才不是不愿服务香港，而是不知道如何进入、如何成长、如何承担更大责任。制度若能把咨询参与、地区服务、公共机构任职、政策项目负责和政治任命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人才自然更愿意投入长期准备。

第五，保持待遇制度的透明和节制。合理待遇是吸引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必须与公共服务精神相结合，与廉洁、问责和表现相配套。香港不应回避待遇问题，也不应把待遇问题简单化为加或不加，而应把它放在治理现代化和人才竞争的大框架中审慎讨论。

香港需要愿担当也能成事的人

新加坡调整政治薪金，表面看是待遇问题，深层看是国家治理的人才问题。它提醒香港，在全球竞争加剧、社会诉求多元、治理任务繁重的时代，政治人才不会自动出现，也不能只靠临时物色。人才要靠制度发现，靠实践锤炼，靠责任约束，也靠社会认同来支撑。

香港已经进入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未来能否把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和民生成果，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支忠诚、担当、专业、团结、善于作为的治港人才队伍。吸引优秀人才从政，不是为了少数人的职位安排，而是为了香港长远繁荣稳定，为了市民对良政善治的共同期待。

制度聚贤能，担当见初心。香港若能在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下，不断完善人才入口、培养机制、任用标准、待遇安排和问责体系，就能让更多有识之士愿意投身公共服务，在国家发展大局与香港自身所长之间找准位置，为香港由治及兴贡献更坚实的力量。

（作者系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