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柏珲

9月1日的新学年开学日，本应是校园最热闹的时刻。但在将军澳基德小学的开学礼上，却没有小一新生的身影。本学年共有15所小学因收生不足不获资助开办小一，即俗称“派零班”，数量创下历年新高。更值得注意的是，危机仍在向中学阶段传导。教育局文件推算，适龄小一生将由今年约4.7万人降至2035年的约3.83万人；适龄中一生则由约5.37万人降至约3.23万人。也就是说，小学面对的是持续收缩，中学面对的是更陡峭的后续冲击。幼稚园更早承压，近年多家幼稚园停办，幼稚园数量跌穿千所关口。教育系统只是最先被人口周期触及的领域，劳动力、医疗、养老、房屋和财政都会随后承受更深压力。

人口危机的本质，是低生育、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

香港出生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近年登记新生儿数量徘徊在历史低位。低生育的后果具有滞后性。今天的出生人数，六年后进入小学，十二年后进入中学，约二十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学校“派零班”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教育事件，而是十多年前出生队列缩小的结果。更麻烦的是，这种影响会层层递进：学生减少导致学校网络收缩，年轻家庭减少导致社区活力下降，劳动力补充不足又推高经济和财政压力。

与此同时，香港人口正迅速老龄化。政府预测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继续上升。随着更多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纳税人口与消费人口的结构都会改变，医疗和安老开支却持续上升。若没有足够新生人口和高质量人才补充，香港将面对“学校收缩—劳动人口减少—财政压力加重—家庭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的负循环。

港人不是“不愿成家”，而是在高成本环境下不敢承诺

讨论生育率，不能简单归因于年轻人价值观改变。价值观固然在变，但更关键的是现实约束。香港家庭面对的是高楼价、高租金、长工时、高教育成本、托儿服务不足，以及居住空间狭窄等综合压力。在这种环境下，结婚、生育和养育不只是个人选择，更是一项长期财务和时间承诺。

一次性2万港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具有政策信号意义，却不足以改变家庭的长期预期。孩子不是一次性支出，而是横跨十多年的持续投入。年轻家庭真正担心的，往往不是“生的一刻有没有补贴”，而是“住房是否稳定、托儿是否可负担、工作是否容许照顾孩子、教育支出是否可预期”。

因此，香港人口政策若只停留在现金奖励层面，很难触及问题根部。真正有效的政策，应当改变家庭对未来十至二十年的判断，让年轻人相信生育不会使生活质量骤降，育儿不会使职业道路中断，增加子女不会使住房压力失控。

国际经验显示，单点补贴难奏效，组合政策才有机会

低生育并非香港独有，东亚社会普遍面对少子化。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地近年来都加大政策力度，但经验显示，单靠现金补贴难以扭转趋势，必须把住房、托育、假期、职场文化和教育成本纳入同一套制度设计。

新加坡近年不断升级支持家庭政策。其2026年公布的家庭支持方案，把现金、儿童发展账户、教育储蓄和阶段性育儿支援结合起来，官方称每名儿童从出生至17岁可获得最高约6.2万新元（大约 38 万港元） 直接支持；同时，新加坡也扩大共享育儿假，使父母合计可享更长的有薪照顾时间。新加坡的启示在于，政策不是只在孩子出生时“给一笔钱”，而是在孩子成长周期中持续降低家庭负担。

韩国的压力更大，总和生育率长期处于全球低位。近年韩国显著提高育儿假补贴上限，鼓励父亲使用育儿假，并为中小企业提供替工和劳动力支持，以减少雇主对员工育儿假的抵触。韩国经验提醒香港：如果职场仍默认“长时间在岗才等于有贡献”，生育政策就会被工作文化抵消。

日本则把少子化上升为国家治理议题，设立儿童家庭厅，整合儿童、育儿和家庭政策，并扩大儿童津贴、幼儿教育与托育支持。日本的做法说明，人口政策不能由一个部门零散推进，而应由更高层级统筹，建立跨部门、跨财政年度、跨生命周期的政策框架。

法国的经验也值得参考。法国长期通过家庭津贴、托育服务、税制安排和育儿假制度支撑家庭生育，虽然近年出生人数和生育率同样下滑，但其长期维持相对较高生育水平，证明普惠、稳定、可预期的家庭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少子化压力。

香港需要一套真正的“人口组合拳”

香港要应对人口危机，首先要把生育政策从福利项目提升为发展战略。人口不是社会政策的附属议题，而是经济竞争力、财政可持续、城市活力和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基础变量。若人口持续老化、青年家庭持续减少，再强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优势也会被劳动力和内需结构拖累。

第一，应把住房政策与生育政策更紧密挂钩。对有子女或计划生育的年轻家庭，可研究在资助房屋、过渡性住房、公屋轮候、首置安排或租金支援上提供更明确的优先和激励。

第二，应大幅强化托儿和课后照顾服务，把托儿服务视为劳动政策而非单纯福利。对双职家庭而言，能否找到可负担、可信任、时间匹配的照顾服务，直接决定是否敢生第二个孩子。

第三，应推动职场文化改革。育儿假应逐步延长并提高灵活度，父亲育儿假也应从象征性安排转向实质参与。政府可对采用家庭友善措施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认证和采购加分，推动“照顾家庭不等于职业惩罚”的新常态。

第四，应降低教育焦虑。香港家庭不只是担心养育成本，更担心教育竞争带来的长期压力。若社会过度依赖补习、名校和考试筛选，家庭自然会把生育视为高风险投入。教育改革、课后支援和社区学习资源，都是人口政策的一部分。

第五，应把人才政策与家庭政策结合。吸引人才来港，不应只强调就业和签证，还要提供其配偶就业、子女教育、住房资讯和社区融入支持。真正能留下来的人才，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劳动者，而是一个能够在香港安家的家庭。

香港的优势从来不只是资本、制度和区位，也包括开放、多元、勤奋和向上流动的城市精神。要让这种精神延续，城市必须有孩子、有年轻家庭、有愿意留下来共同建设未来的人。开学礼上缺席的小一新生，敲响的不是一所学校的警钟，而是整座城市未来感的警钟。

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都需要承认：鼓励生育不是要求个人为城市承担责任，而是城市先要为家庭创造可以安心生活、安心育儿、安心发展的条件。只有这样，香港才能走出少子化的被动循环，重新建立面向下一代的信心。

（作者系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