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逸

近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未能形成联合公报。美国财长贝森特随即把原因归咎于中国，宣称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引发争议，并试图营造所谓“19对1”的舆论霸凌乃至外交围剿。央视旗下新媒体平台“玉渊谭天”援引独家素材，对相关谈判背景和文本分歧进行了梳理。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美方的这一叙事与事实不符，具备典型的认知操控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它折射出美国参与多边经济治理时一种越来越突出的倾向：先由美国定义问题，再由美国分配责任，最后把拒绝接受美国叙事的成员描述成“不合作”。这种做法颇有几分国际政治版“PUA”（Pick-up Artist，指通过打压、否定、精神控制来操纵对方的行为）的意味。G20显然不该成为这样的场合，国际合作更不该由一方定义。

鼓吹意识形态博弈

首先要纠正的认知误区是，没有联合公报并不等于出现了所谓“受阻挠”的异常情况。G20实行协商一致原则，财长会能否形成公报，取决于各成员能否在重大经济和政治议题上找到共同表述。近几年，受俄乌冲突、巴以局势、气候融资、债务安排等分歧影响，G20财长会议多次以主席总结、成果文件或主席声明代替联合公报，“没有联合公报”不是单一事件，更不能证明合作被破坏。主席国的职责是协调分歧、扩大共识。如果协调没有成功，随后再把结果包装成多数国家共同反对某一成员，实际上是在把程序问题政治化，把主持者的位置悄然变成裁判席。

所谓“19对1”尤其需要冷静看待。其他成员同意主席声明中的部分表述，与其他成员支持贝森特会后针对中国的抹黑，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事实上，各方此次共同关注的确包括全球贸易失衡，但不少经济体更多对美国关税政策、单边保护主义及其造成的不确定性表达担忧；对此，美国却避而不谈。把“各国都关心贸易平衡”剪裁成“各国都在指责中国”，完全是春秋笔法。G20的价值恰恰在于不同利益诉求能够被放到同一张桌子上协调，而非通过制造“多数对少数”的舆论压力迫使成员接受某个国家的结论。美国财长准备用美国霸权，胁迫18个国家，对中国搞“PUA”，中国不仅不吃这一套，而且必然会进行美国以及贝森特本人无法承受的有效反击。

操弄经济议题抹黑中国

其次，全球经济失衡这笔账不能赖在中国出口上。经常账户顺差和逆差本来就是同一体系的两面。从宏观经济关系看，经常账户反映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顺差经济体需要讨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和投资，逆差经济体同样需要讨论财政赤字、国内储蓄不足以及长期资本流入等问题。美国一方面要求别国为全球失衡承担结构调整责任，另一方面却很少愿意把自身长期高财政赤字、低储蓄率、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带来的资本吸纳效应，以及近年不断扩大的关税壁垒放进同一套分析框架中。这样的“再平衡”，是要求别人调整、自己保留例外的霸权行径。

这也是贝森特言论最值得警惕之处。全球贸易确实需要更加平衡，中国也从未回避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等问题。但“贸易平衡”不能被偷换概念成“单方面压缩中国出口”，更不能成为美国推动保护主义的理论包装。

再者，美方试图推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等概念进入多边机制，同样值得审慎观察。一个概念如果缺少各方共同认可的明确定义，却先被赋予强烈的价值判断，再要求国际组织围绕这一概念搜集数据、建立指标，很容易出现先贴标签、后寻找证据的问题。近年来，美国已经频繁把“非市场”“产能过剩”“经济安全”等概念同加征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相连接。倘若这些带有明显美国国内政策色彩的概念继续被包装成多边规则，就可能形成一条熟悉的路径：美国先提出标准，盟友跟进接受，随后再寻求国际机制背书，最终将本国政策偏好转化为所谓国际规范。

中国当然应当参与讨论全球贸易失衡，也应继续通过扩大内需、高水平开放和经济结构改革，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作出贡献。但这不是中国单方面的事情，同样的要求也必须依据同样的标准适用于美国。美国如果真心希望减少失衡，就需要正视自身财政状况、储蓄投资结构以及单边关税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如果真心维护市场原则，美国也应解释大规模产业补贴、出口管制和长臂管辖如何与其反复强调的“公平竞争”相一致。只有把各国贸易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放在统一框架中讨论，才有可能形成有意义的政策协调。

把自身议程包装成“国际共识”

G20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汇集了主要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天然拥有定义问题和分配责任的垄断权，这不是美国的私人俱乐部。主席国可以提出议题，可以推动谈判，也可以表达本国立场，但多边主义的前提始终是平等协商。把不同意见描述为“阻挠”，把自身议程包装成“国际共识”，再借多数压力要求异议成员接受，这种操作会侵蚀G20最宝贵的共识基础。

美国想谈贸易平衡，可以谈；想谈结构改革，也可以谈。前提是真的有诚意坐下来谈，规则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责任由各方共同承担，让解决方案回到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真正的宏观经济协调上。G20是各国共同解决问题的平台，不是美国给中国做“服从性测试”的地方。与其忙着制造“19对1”的戏剧性叙事，美国更需要回答一个朴素的问题，当越来越多国家反对关税胁迫、反对单边主义、要求政策自主时，究竟是谁没有适应已经发生变化的世界？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