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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毕见行
《人物论语·孔子》
第四章 五就汤五就桀
伊尹辅佐商汤后，五次离开商汤去夏桀处，又五次回到商汤身边，在两者之间往复。“五就汤五就桀”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发生哪些事情？为什么伊尹被称为“间谍鼻祖”“间谍祖师爷”，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什么重要影响？
“五就汤五就桀”出自《孟子·告子下》：“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建议不吃快餐，慢慢来，遇到问题不要含混而过，一起找依据学深学透。何为“不肖”？《礼记·射义》曰：“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gǔ，射箭的目标、靶心）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
古代“射”不只用于战场，还是上古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即“射礼”。古人把射箭与内心修为紧密相连。射礼要求射箭者必须身姿动作与《诗经·召南》中的《驺虞》(zōuyú,传说中的仁兽，只吃自然死亡的动物)等乐曲节奏相合，内心端正、身体正直，追求身心高度协调，准确把握音乐节奏，坚持德行内外兼修，这样射出的箭才会正中靶心。通过观察一个人射箭时的神态和动作，来判断是“贤者”还是“不肖者”。所以《礼记》所讲“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这也是“反求诸己”的来源出处和对“反躬自省”最深刻的解读。但“反躬自省”出自《礼记·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礼记·乐记》指出“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圣人制定礼乐，就是为人的情感欲望设立一个恰当的“节”。谁都有欲望，但要划一条红线，把握一个尺度，不能放纵，要得到控制，否则过犹不及。如果对是非好恶无礼于内，内心没有节制，一旦感知认知受到外界事物诱惑，如果不能做到自我检视、自我约束、反躬自省，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和错误，那么与生所具的纯净的、纯粹的、真实的天性本性就会被贪婪、愤怒、私欲等侵蚀，逐渐熄灭，甚至消失丧失。东汉郑玄为《礼记》作注时，对“天理”解释为：“理，犹性也。”
有个成语叫“天理不容”，在中华文化中，“天”还有一个称谓“老天爷”。“老天爷”是道德本源和良心公理最高代表，是超越人类、高于人类、审视人类，代表“公平”“正义”的最高“审判者”。如果说人心中的“理”是指“自然天性”，那么宇宙中的“理”就是“无形天道”，“天理不容”即为“天道”不容。
回到《孟子·告子下》，“贤者”与“不肖者”对应。“不肖”主要品德不高、指行为不端。孟子讲，居于下位的贤者，决不侍奉昏庸无道的君主，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大多数人贪恋权和利。谁能做到？伯夷！
伯夷的做法是“外在切割”，远离恶来保持自己的纯净，坚持自己的底线；柳下惠的做法是“内存坚守”，“不恶污君”，就是指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坚守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直道！伊尹五次到夏桀这里，五次又返回商汤这里。在伊尹心中，没有一朝一地和某帝某君的狭隘忠诚，也没有个人私欲杂念和旁枝末节的内心纠结，他气局宏大，心胸宽阔，心里装的是天下，关心的是苍生。他去夏桀那里也好，去商汤这里也罢，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救百姓于水火。伯夷、伊尹、柳下惠虽然行事风格不同，但有一点是趋于一致殊途同归的，归到哪里？就是“仁”。
那么，伊尹“适夏”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发生了哪些事情？按古制，商汤把伊尹作为“贡士”进献给天子夏桀。东汉学者赵岐注释《孟子》指出：“伊尹为汤见贡于桀，不用而归汤。”伊尹到夏后，不被夏桀重用，他深刻认识夏政无德，腐败已渗入骨髓，无可救药，人心尽失。《尚书大传》记载夏人聚饮时，相互搀扶高唱：“盍归于亳，盍归于亳，亳亦大矣！”为何不归去商都呢？商都也是很大的！作为夏朝的百姓，竟然向往别国，这对夏朝来说无疑是极度危险信号。不久，伊尹便返回了商地。《尚书·书序》记载：“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jiū）、汝方。作《汝鸠》《汝方》。”商朝的都城是亳。伊尹曾受命前往夏朝，发现夏桀政治黑暗丑陋，令人憎恨厌恶，重新返回商都，在北门遇到汝鸠、汝方两位贤人，把所见所感与两位交流，并写下《汝鸠》《汝方》作品以志之。
夏桀政治黑暗丑陋到什么程度？有哪些具体表现？
一是奢靡无度。动用成千上万奴隶修建“倾（qīng）宫”“瑶台”等宏伟华丽宫殿供其享乐，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
二是酒池肉林。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荒淫无度至此。《韩诗外传》讲“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这里接连出三个成语。“酒池运舟”，形容酒池巨大大到可以在里面划船，常有醉者溺毙其中；糟（zāo）丘十里，形容酿酒量之大，剩下的酒糟堆积如山丘，足以望十里；牛饮三千，经常聚众宴饮，三千人像牛喝水一样狂饮。
三是变态取乐。《帝王世纪》记载：“妺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为博宠妃妺（mò）喜一笑，夏桀令人搜百姓大量精美绸缎，在她面前一匹匹撕开。
四是残害忠良。大臣关龙逄多次冒死进谏：“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不胜，亡无日矣！”如今您挥霍无度，杀人如麻，距离灭亡没几天了！。夏桀盛怒，以“妖言”之罪杀之。
五是谀臣有众。重用小人，宠信群小，喜投其所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者。最典型是“谀臣”赵梁和“暴臣”干辛。《史记·龟策列传》“桀有谀臣，名曰赵梁。”赵梁谄媚吹捧，专门揣摩夏桀心意，发明敬献各类奢靡享乐和勒索残害百姓方法；干辛专横跋扈，陵轹（líng lì）诸侯，欺压百姓。《墨子·所染》把干辛与商纣王的佞臣崇侯、恶来并列。除此之外还宠用左师、曹触龙等众多谗贼无能之辈，谏者辄死，圣人伏匿，谀者在傍，众叛亲离。
《史记·夏本纪》记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最终民怨沸腾，《尚书·汤誓》记载百姓不堪暴政，指着毒辣的太阳愤怒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表达欲与之同归于尽反抗情绪。
夏桀听闻百姓咒语后，非但未受触动和警醒，反而哈哈大笑狂妄轻蔑地说：“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出自《帝王世纪》）。“天上有太阳，就如同我拥有百姓；太阳灭亡了，我才会灭亡。”
伊尹从夏都潜回亳地后，向商汤报告夏桀的暴政“夏播民入于水”，夏民陷于水深火热（出自战国竹简《尹至》），并制定“自西翦西邑，戡（kān）其有夏”，从西边翦灭夏国，用武力平定夏的总体战略方针。
为了深入搜集掌握夏朝的政治、军事情报，商汤再次派伊尹入夏。伊尹如再次回夏，夏桀能相信伊尹吗？为让伊尹不被怀疑，一出历史上最早的“苦肉计”正式由商汤和伊尹联袂上演。
《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民之亲戚，佞谀谄谀，诛谏者。贤良郁怨，杀关龙逢，而天下大崩。民之叛也，其半。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亲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伊尹假装触犯商汤，商汤大怒，当众之面用箭射伤伊尹。伊尹带着箭伤逃往夏桀处，成功打入内部，并在夏商之间往返。
第二次入夏，伊尹成功策反一名重要内线--夏桀宠妃妺（ mò）喜。她也由此成功荣获中国历史记载的“最早女间谍”之一重要头衔。从“亡国祸水”到“内应间谍”，她是如何做到的呢？《竹书纪年》记载，“伐岷山，得琬琰”。夏桀伐岷山，得到琬、琰两位美女，便冷落原配妃子妺喜。失宠的妺喜心生怨恨，伊尹借机而行，暗中结交，成功策反妹喜，获得诸多核心机密和第一手内部重要情报，客观上成为商灭夏的重要“加速器”。在众多机密情报当中，有一条“至关重要”。为什么讲“至关重要”？因为，这条机密信息为商汤讨伐夏桀赋予名正言顺的“天命”依据！
《吕氏春秋》记载：“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
摸清底牌以后，伊尹发动两次“战略试探”，以“两次断贡”确认战略时机。
为了试探夏桀的影响力号召力，伊尹建议商汤停止向夏朝进贡。夏桀闻听大怒，立刻召集“九夷之师”出兵讨伐商汤。伊尹见夏桀还能调动各方兵力，研判灭夏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劝商汤认错忏悔恢复进贡，以“谢罪请服”麻痹夏桀。
第二年，伊尹再次建议商汤停止进贡。这一次，“九夷之师”在夏桀的暴政和商汤的仁义之间作出选择，没有听从夏桀调遣。至此，伊尹确认夏朝已彻底失去人心和军事力量，果断建议商汤正式起兵。通过鸣条之战，夏桀彻底战败并被商汤放逐至南巢，最终死在那里。
西汉目录学鼻祖刘向所作《说苑·权谋篇》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刘向编撰此书核心目的，是借历史故事讽谏向皇帝阐释治国理念。他的著作还有《战国策》《新序》《列女传》等等。
商汤回师大会诸侯，被推举为天子，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这场政权更迭也被称为“汤武革命”。商汤和伊尹联袂上演的“谍战大片”并非阴谋诡计，而是中华文化“以德配天”“革故鼎新”思想智慧重要体现，本质核心是政治道义和天命所归，为后世中华文明政治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在这里，有智者已经提出严肃而深刻问题：“汤武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反复强调一个字“德”，商汤的“德”，伊尹的“德”，夏桀的“不德”，《尚书》也记载“咸有一德”。那么谋略和才华不重要吗？我们不是讲“德才兼备”吗？古代的“德”与我们当代的“德”到底有什么区别？请看下一章《德者得也》。
（作者毕见行，中华传统文化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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