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施政报告》咨询期间，笔者倡议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规划”，到行政长官上周（8 月26 日）郑重宣布于9 月16日的立法会大会上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下称《五年规划》），并随即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相信大家对《五年规划》的共识与日俱增。

要知道，《五年规划》是实现路径，经济和社会发展才是目的。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须从自身特色与实际情况出发，特首强调的“系统观念”正是构建创新治理体系，筑牢发展的底座。

行政立法共筑良政善治

要理解《五年规划》，就要理解其蕴藏的“共识机制”——形成科学、政治和社会共识，有助于实现政府跨部门、跨层级，以及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目标协同。立法会既是民意代表，更是特区的立法机关，在行政主导下，依法监督与配合政府施政。笔者认为行政长官为“郑重其事”，决定在立法会大会上同日公布两份文件，并于翌日（9 月17日）出席“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展现出凝聚广泛共识的深意。笔者今年5 月与G19 议员赴上海考察，了解内地制定《五年规划》的实践经验后向行政长官建议，可以适度借鉴制定政府必须履行的“约束性指标”和引导市场方向的“预期性指标”，亦期望特区把握好在“一国两制”下，指标设定的“度”与“量”。

另外，内地省市的《五年规划》一般经由人大审议通过赋予其法律效力，而在《基本法》下，立法会的职权包括听取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可见《五年规划》的公布机制亦一脉相承，笔者期待充分发挥立法会的独特角色。

《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

或有好奇，既然年度的《施政报告》行之有效，为何仍需《五年规划》？其是否只是5 份《施政报告》的叠加？事实上，不妨反过来想，面对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建设香港“十中心”、“两枢纽”、“一生态圈”、“一都会区”和“一高地”等重大部署，香港若缺乏中长期规划，能否高效对接国家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正如行政长官所言，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五年规划》定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年度落实的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在确立《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的关系之余，笔者认为不可忽略《财政预算案》，要形成三者对接的保障机制，既展现具连贯性的施政理念与财政政策，亦向中央和市民交代《五年规划》的年度落实情况。

区域合作发展为一大重点

以深化大湾区协同发展为例，其既是《五年规划》的一大重点，也是《施政报告》的主要内容。笔者作为深圳市政协委员，在相关会议中，建议两地深化“硬联通”、“软联通”及“ 心联通”，纵深推进大湾区建设。

“硬联通”方面，用好“拆墙松绑”的“北都专属法例”，提速提效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软联通”，包括着力促进两地“金融互联互通”，推动港深帐户通、汇款通、融资通、贸易通、金融服务通、跨境理财通“六通”的金融合作新格局，并促进跨境要素双向安全高效便捷有序流动等；促进两地居民“心联通”方面，鼓励两地青年双向协同发展，并放大“APEC中国年”的双城联动效应，向世界展示大湾区在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一点两地”的战略定位。

期待即将公布的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治及兴的新篇章。

转载自“明报经济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