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程子芮

2026 年年中，瑞银大幅压缩全球首席可持续办公室编制，团队规模近乎削减三分之二，亚洲ESG团队同样大幅精简，香港、新加坡多位核心ESG专业人才相继离职。这一轮组织调整并非个案，渣打、汇丰、巴克莱等国际大行纷纷重构ESG架构，部分机构退出净零银行联盟 NZBA，标志着曾经喧嚣的ESG热潮正在退去。但这并不代表可持续金融走向终结，而是行业告别公关化的宏大叙事，从独立部门的品牌项目，转向嵌入业务流程的风险与经营逻辑。这一全球行业变局，也为作为国际金融枢纽的香港以及大湾区可持续金融发展，带来深刻的现实启示。

瑞银给出的官方口径是将可持续职能打散嵌入业务条线，破除部门孤岛，而市场看到的却是欧美ESG发展遭遇的多重困局。成本压力、欧美政治极化、早期ESG模式重宣传轻落地的固有缺陷，共同推动大行选择“嵌入式ESG”模式。撤销庞大的专职ESG部门，把气候风险、人权尽调拆解至风控、信贷、投行部门。但该模式隐患同样突出：专业人才被稀释，容易出现“人人负责却无人深耕”的困境，对外信息透明度下降，也为漂绿留下操作空间。当欧美外资大行收缩 ESG专职团队，香港的可持续金融市场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节点。过往香港汇聚大量国际投行 ESG岗位，是亚太ESG人才高地，如今外资机构缩编，不少ESG岗位流失，市场过去追捧的评级对接、对外报告类岗位需求回落。但机遇与挑战相伴，香港背靠大湾区，并不需要复刻欧美曾经轰轰烈烈的独立ESG大部门模式，而是可以立足自身定位，走出务实的可持续金融路径。

香港作为联通内地与全球的金融桥梁，一边要对接欧盟CSRD、ISSB国际披露规则，一边承接大湾区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真实融资需求。大湾区拥有庞大的先进制造、新能源、绿色基建产业，从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到传统工业产业低碳改造，存在海量的转型金融、绿色信贷、可持续债券需求。这和欧美部分金融机构将ESG作为品牌营销工具的环境截然不同，大湾区的可持续金融根植于实体产业升级，拥有真实的业务场景。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角色不再仅仅是外资ESG宣传叙事的输出窗口。一方面，香港可以发挥资本市场优势，为大湾区绿色企业提供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债券、跨境绿色投融资服务，助力内地绿色产业对接海外资本；另一方面，面对全球监管分裂的现实，香港可以打造中立务实的 ESG实践范式，弱化空洞的口号营销，聚焦实质风险管控。参考中资银行的实践，在保留适度专职ESG专班的基础上，推动ESG要求深度嵌入授信审批、跨境尽调、跨境投资全流程，平衡国际披露合规与实体经济融资诉求。

外资大行ESG祛魅的经验也值得香港与大湾区警惕。过去热潮之中，不少机构把工作重心放在报告编撰、对外宣传，业务端却并未真正约束高碳相关风险，催生漂绿乱象。即便转向嵌入式架构，组织架构调整只是表层手段，核心在于考核机制革新。无论是香港持牌金融机构，还是落户大湾区的金融主体，不能简单照搬海外裁员或架构调整的表层做法，关键要将气候风险、转型风险纳入业务部门绩效考核，保证披露数据可核验，杜绝只做纸面报告的形式主义。人才层面，外资ESG团队缩编造成香港部分人才外流，也带来人才结构重塑的契机。市场不再需要大量偏向公关报告的岗位，但懂气候风险测算、跨境ESG合规、转型金融实务的专业人才缺口依旧巨大。大湾区与香港可以联动培育实务型可持续金融人才，将人才资源投向产业转型尽调、跨境绿色项目评估等真实业务场景。

放眼长远，ESG褪去营销光环，可持续金融的底层需求不会消失。气候变化、供应链治理、产业低碳转型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命题，不会因为部门裁撤而消失。对于香港和大湾区而言，不必追随海外ESG浪潮的起落，而是立足自身区位与产业禀赋，跳出概念炒作，把可持续金融真正转化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绿色升级的工具，在全球ESG范式重构的浪潮之中，走出兼顾合规、务实落地的亚洲实践样本。

（作者为锦鲤国际控股联席主席、一带一路总商会专委会副主任、香港青年智库“就是敢言”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