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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珲 | 新加坡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

近日，投资服务公司Vistra Fund Solutions和DealStreetAsia联合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的投资“摩擦指数”为0.32，在15个亚太国家和地区当中最低，香港则紧随其后。“摩擦指数”越低，投资的挑战越小，越易于进入和开展业务，这主要是因为监管透明、治理标准完善、市场基础设施成熟，以及制度强劲。这项调查也探讨各亚太市场的投资机遇，新加坡在“机会指数”方面获得0.71的高分。在这套0至1的标准化评分中，香港的投资机会得分略低于亚太区基准线0.64，但由于其“摩擦指数”为0.33、仅次于新加坡的0.32，所以香港被归入“低摩擦、但机会更偏选择性部署”的市场类别。

这份报告所揭示的，不仅是一组数据排名，更是亚洲金融版图深层变化的缩影。近年来，全球资本市场正经历一场深刻重组。地缘政治、产业链重新配置、美元利率周期变化、科技革命和财富管理需求上升，正共同改变国际资本在亚洲的流向。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与香港这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经常被放在同一张比较清单上：谁更开放，谁更便利，谁更有吸引力，谁更适合国际资本落户。

然而，若仅以“谁取代谁”“谁胜谁负”的思维观察新加坡与香港，反而会错失亚洲金融版图变化的本质。事实上，两者既有竞争，更有分工；既争夺资本、人才和制度声誉，也分别承担著不同的区域功能。新加坡更多体现为亚洲资产配置中心，香港则更鲜明地体现为中国资本连接中心。一个面向东南亚、印度、中东及全球多元资产配置，一个“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两者共同构成亚洲金融体系中的“双枢纽模型”。
 

双枢纽不是“双城记”，而是亚洲资本结构变化的缩影

过去数十年，亚洲金融中心的竞争主要围绕银行、证券、外汇、上市和财富管理展开。今天，这种竞争已经进入更深层的制度竞争阶段。国际资本不仅问“哪里收益高”，更问“哪里规则清楚、退出顺畅、合规可控、资金能进能出”。换言之，资本不只追逐机会，也追逐确定性。

新加坡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套高度稳定、清晰、国际化且区域中立的制度平台。它没有庞大的本地市场，却通过东南亚、印度、中东和全球家族办公室网络，成为跨区域资产配置的中枢。根据新加坡《商业时报》引述MAS年度报告和《Singapore Asset Management Survey 2024》，新加坡资产管理规模在2024年底达到6.07万亿新元，同比增长12.2%，首次突破6万亿新元；其中77%的资金来源于新加坡以外，88%的资金投向新加坡以外，说明其核心功能并非本土投资，而是全球资本的亚洲配置平台。

香港的优势，则在于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区域金融中心，而是中国与世界之间高度制度化的资本介面。《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不实行外汇管制，港元可自由兑换，并保障资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进入及流出香港的自由流动。香港金管局的联系汇率制度自1983年实施以来，通过货币发行局机制，把港元稳定在7.75至7.85港元兑1美元区间内，并被金管局视为香港货币与金融稳定的基石。这种“自由流动+汇率稳定+普通法制度+内地连接”的组合，是香港最难被复制的制度资产。

因此，新加坡与香港的竞争，不应被理解为一场简单的金融中心排名竞争，而应理解为亚洲资本体系的双中心分化：新加坡解决的是“全球资本如何配置亚洲”，香港解决的是“中国资本如何联通世界、国际资本如何进入中国”。
 

新加坡的核心能力：低摩擦的亚洲配置机器

新加坡之所以在Vistra框架中获得较高机会指数，并非因为其本地经济规模特别大，而是因为它完成了从“城市国家”到“资本配置国家”的功能跃升。

首先，新加坡拥有高度成熟的基金、税务、合规和专业服务生态。其VCC，即“可变资本公司”制度，已成为国际基金、家族办公室和另类投资平台的重要载体。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 说明，VCC是新加坡投资基金的公司结构，自2020年1月14日起实施，可补充既有投资基金结构。这一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设立便利，更在于它把基金管理、子基金隔离、会计审计和监管要求组合成一套可复制的基金工业化平台。

其次，新加坡的国际定位具有“中性溢价”。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中，一些国际机构和家族资本更愿意选择被视为中立、稳定、亲商业的司法辖区作为亚洲总部。新加坡因此吸引了大量资产管理人、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和区域总部。它不必承担连接某一超大经济体的单一压力，反而凭借多元连接能力，在东盟、印度、中东、欧美之间建立起广泛资本网路。

第三，新加坡的增长机会来自“外部市场内嵌”。新加坡本地人口和市场规模有限，但其资金来源与投资去向高度国际化，正好说明它不是依赖本土增长，而是把亚洲增长纳入其资产配置体系。其机会指数高，主要来自东南亚、印度、私募市场、家族财富、数字金融和跨境基金管理等领域的外部机会。
 

香港的核心能力：低摩擦的中国资本门户
 

与新加坡不同，香港的核心价值并非“区域中立”，而是“制度连接”。香港之所以不可替代，不是因为它没有竞争压力，而是因为它承担著国家高水平开放中一个独特角色：在“一国两制”下，把内地市场的深度、国家战略的方向和国际资本的规则连接起来。

香港拥有三个层面的枢纽功能。

第一是资本市场枢纽。香港股票市场不仅服务本地企业，更服务大量内地企业和新经济公司。港交所资料显示，自2018年上市制度改革以来，已有超过430家新经济公司在香港上市，融资超过1,500亿美元，其中包括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及特专科技企业。2025年香港录得119宗IPO，集资超过2,850亿港元，全球排名第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2026年亚洲私募股权论坛演讲中指出，活跃的公开市场和IPO表现为私募股权生态提供了更清晰、更可信的退出路径。

第二是财富与资产管理枢纽。香港证监会《Asset and Wealth Management Activities Survey 2024》显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AUM在2024年底达到35.142万亿港元，同比增长13%；2024年净资金流入达7,050亿港元，同比增长81%。报告同时显示，来自非香港投资者的资产占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的63%，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投资者的资产占54%，说明香港仍然是高度国际化的资产管理中心，而非单一内地市场的附属平台。

第三是互联互通枢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指出，香港与内地已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ETF纳入互联互通，以及互换通等一系列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安排，并将继续扩大互联互通机制范围。这正是香港与新加坡最根本的不同。新加坡可以配置亚洲，但不能制度化连接中国资本市场；香港则是在国家金融开放进程中，承接内地与国际市场双向流动的制度介面。
 

摩擦指数相近，背后含义却不同
 

新加坡摩擦指数0.32，香港0.33，表面上差距极小。但两地“低摩擦”的来源并不相同。

新加坡的低摩擦，来自高度统一的国家治理、监管清晰、政策执行效率高和专业服务生态成熟。它的摩擦低，是因为制度流程短、监管口径稳定、跨境资金安排和基金设立便利，适合全球基金管理人把它作为亚洲中后台和投资管理总部。

香港的低摩擦，则来自法治传统、资本自由流动、联系汇率、普通法体系、市场深度和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香港《基本法》对资本自由流动、港元自由兑换和金融市场持续运行作出明确保障，这构成了香港金融开放的制度根基。同时，香港公司注册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有限合伙基金增至1,347只，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增至676间，说明LPF和OFC制度正在强化香港作为私募基金和资产管理平台的承载能力。

但是，香港的低摩擦中也包含复杂性。香港既要对接国际监管标准，又要服务国家金融开放；既要维持资本自由流动，又要配合内地金融安全和跨境监管；既要巩固普通法制度优势，又要回应外部地缘政治叙事。这使香港的摩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摩擦，而更多体现为“战略介面摩擦”。它连接的市场越大、责任越重，制度协调的复杂度也越高。
 

机会指数差异：新加坡赢在广度，香港胜在深度
 

从机会结构看，新加坡与香港代表两种类型的亚洲机会。

新加坡的机会是“广域型机会”。它面向东盟、印度、中东和全球离岸财富，资产类别覆盖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私人信贷、房地产、对冲基金、家族办公室和跨境财富管理。其优势是分散、灵活、地域中性、政策稳定。对全球LP（有限合伙人）而言，新加坡是观察亚洲增长、配置亚洲风险、管理亚洲组合的便利入口。

香港的机会是“纵深型机会”。它背靠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市场，面向内地企业上市、人民币资产配置、A+H布局、新经济融资、南向资金、离岸人民币、债券通、互换通、跨境理财通等制度化机会。香港市场的独特性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它把一个世界级制造业、科技、消费和金融市场，与国际资本规则连接起来。

香港在退出机制上的优势尤其值得重视。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的真正难点，不只是投进去，而是退出来。香港公开市场的流动性、IPO制度改革、新经济上市管道和互联互通安排，为中国及亚洲企业提供了重要退出路径。港交所月度市场资料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香港上市公司达2,726家，总市值约47.1万亿港元；2026年前五个月IPO集资约1,668亿港元，同比上升110.7%。这说明，香港作为退出市场的功能并没有削弱，反而在新经济和硬科技周期中重新获得动能。

因此，可以说：新加坡的机会在“多元亚洲”，香港的机会在“中国纵深”。新加坡是组合管理逻辑，香港是战略通道逻辑。
 

家族办公室竞争：新加坡重资产配置，香港重中国链接
 

家族办公室是近年新加坡与香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新加坡凭借税收安排、监管稳定、生活环境和国际化服务，吸引大量亚洲及全球高净值家族设立家办。香港则依托内地企业家、粤港澳大湾区、资本市场、私人银行、信托和人民币资产配置，重塑家办生态。

这场竞争表面看是“家办数量之争”，实质是亚洲私人资本的功能选择。更重要的是，香港家族办公室发展不只是金融业问题，也与国家财富管理开放、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和人民币资产国际配置有关。香港可以把内地企业家的产业资本、家族财富、上市平台、慈善基金、保险信托和跨境资产配置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规则相容性的财富管理体系。这一点，是新加坡无法完全复制的。
 

香港应如何看待新加坡：既不轻视，也不焦虑
 

面对新加坡的快速发展，香港社会不应有两种偏差：一种是轻视，认为香港传统优势足以自然延续；另一种是焦虑，认为新加坡兴起必然意味著香港衰落。这两种判断都不准确。

新加坡确实在全球资本、家族办公室、基金设立、资产管理和区域总部方面表现突出。它的制度执行力、政策确定性和国际形象值得香港认真借鉴。特别是在基金设立效率、税务政策推广、跨部门协调、人才签证便利、监管沟通和国际叙事方面，新加坡形成了高度市场化、专业化的推广能力。

但香港也不能妄自菲薄。香港的优势不是一般城市优势，而是国家制度安排下的特殊优势。只要“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只要普通法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国际金融网络、港元稳定机制和互联互通体系持续巩固，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之间金融门户的地位就不会轻易被替代。

真正需要香港思考的是：如何把“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从口号转化为制度产品、市场产品和投资者体验。
 

从竞争走向互补：亚洲需要两个枢纽
 

新加坡与香港未来会继续竞争，但这种竞争未必是零和。亚洲经济规模足够大，产业结构足够多元，资本需求足够复杂，完全可以容纳两个功能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

对全球投资机构而言，理想的亚洲布局可能不是“二选一”，而是“双平台”：

新加坡负责东盟、印度、中东、全球资产配置、家族办公室和基金中后台；香港负责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币资产、IPO退出、互联互通和中资企业国际化。

对中国企业而言，新加坡可以是布局东南亚和全球供应链的区域总部，香港则是融资、上市、并购、人民币结算和国际资本沟通的主平台。

对香港而言，更重要的不是与新加坡争夺每一只基金、每一家家办，而是巩固不可替代的中国通道功能，并在资产管理、私募基金、人民币产品、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和数字资产等方面扩大制度供给。

对国家而言，香港的战略价值正在于此：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香港既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家金融安全、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的试验场、缓冲区和连接器。
 

香港的未来，不在于成为另一个新加坡
 

新加坡的成功值得尊重，也值得学习。但香港的未来，不在于成为另一个新加坡，而在于成为更好的香港。

新加坡的核心优势是高效、稳定、多元和中立；香港的核心优势是开放、法治、流动、连接和国家战略支撑。新加坡可以成为亚洲资产配置中心，香港则应继续巩固中国资本门户、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世界级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资本的流向不仅由收益决定，也由制度决定；不仅由市场规模决定，也由战略通道决定。新加坡与香港的双枢纽格局，正是亚洲金融体系从单一增长逻辑走向制度分工逻辑的体现。

对香港而言，最大的机遇不是与新加坡在同一赛道上逐项比拼，而是把自身独特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所需、市场所用、资本所信的金融功能。只要香港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持续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继续深化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不断完善基金、上市、税务、人才和科技金融生态，就完全有条件在亚洲金融新格局中继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6年4-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