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柏珲

香港特区政府今年7月表示，目前没有计划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政府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年龄怎样准确核验？境外平台如何执法？限制过严会不会影响资讯流通和创新科技生态？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答案。

年龄可以是一道门槛，真正决定安全程度的，却是孩子跨过门槛之后，平台会向他们展示什么、允许谁接触他们，又如何利用他们的注意力赚钱。

真正该限制的，是那些专挑未成年人脆弱点下手的机制——无限滚动、行为画像、情绪操纵、陌生人私信，以及只为延长停留时间服务的推荐算法。青少年正常连接、学习和表达的能力，本就不该成为牺牲品。

账号删了，风险没走

全球治理青少年社交媒体，大致有几种手段：划定最低年龄、核实用户年龄、关闭高风险功能，以及要求平台对伤害结果负责。

其中，年龄禁令最容易解释，也最容易赢得焦虑家长的支持。它为家庭提供一条统一边界，缓解“别人家的孩子都有账号，我的孩子没有会不会被排斥”的压力。问题在于，禁令管住的往往只是账号。

澳大利亚的早期数据值得琢磨。禁令实施三个月后，10至15岁孩子拥有受限制平台账号的比例从52.4%降至42.1%，但过去四周实际使用过相关平台的比例只从85.9%降至81.5%。

更让人不安的是，不知道子女仍在使用社交媒体的家长比例，反而从23.3%升至33.3%。睡眠、心理状态、体育运动、家庭相处和社区参与，也暂时没有明显变化。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的三个月评估报告写得克制，却藏不住一个信息：账号是删了，风险没有跟着离开。

孩子可以虚报年龄，借用家长账号，继续观看无需登录的内容，也可以转向通讯软件、游戏平台和人工智能聊天服务。监管一旦只盯着“社交媒体账号”，风险便会从看得见的地方流向更隐蔽的角落。这正是澳大利亚经验暴露出的监管漏洞。

三个月当然不足以为一项重大政策盖棺定论，但已经足以提醒香港：删除多少账号，不能成为衡量政策成效的主要指标。

香港不缺提醒，缺的是平台责任

香港是一个高度数码化的城市。2025年，96.9%的住户接通互联网，10岁及以上人口的互联网使用率达到96.4%。网络早已融入学习、消费、娱乐和社交。要求青少年彻底离开网络，既不现实，也与香港发展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方向相冲突。

风险同样摆在眼前。卫生署2024/25学年的数据显示，41.8%的小学生和81.1%的中学生，在一般上课日使用互联网或电子屏幕娱乐两小时或以上。

想象一个并不陌生的午休场景：几名学生围坐一桌，各自盯着竖屏，偶尔抬头夹一口饭，彼此交流的方式，是把刚刷到的视频推到同伴面前。81.1%不再是纸面上的比例。屏幕已经成为这一代人呼吸的空气。

当然，这项调查涵盖手机、游戏、电视和其他电子屏幕，并非社交媒体专项数据，也不能证明社交媒体直接造成心理问题。但它至少说明，问题早已超出个别家庭“有没有管好孩子”的范围。

香港并非没有行动。教育局推出了学生资讯素养学习架构，学校不断提醒网络欺凌、资料私隐和虚假信息，卫生部门也向家长提供屏幕时间建议。现行法律可以处理儿童色情物品、淫亵内容、起底、勒索和刑事恐吓。

这些措施大多发生在伤害已经出现之后。一名陌生成年人向儿童发送色情信息，可以触犯法律；一个推荐系统连续向情绪低落的少年推送自残、极端减肥或绝望内容，却未必触碰某一条清晰的法律红线。前者有执法机关负责，后者常被企业解释为“用户兴趣”。

这正是香港现行制度的空白：我们能够处理违法内容，却很少追问产品为什么会把孩子带到那里。

香港对实体玩具早有安全标准。生产商不能把危险玩具投放市场，再告诉父母必须好好教育孩子使用。数字产品每天进入儿童的卧室、书桌和情绪世界，却主要依靠家长监督和企业自律。这种制度落差已经很难解释。

先让平台交出数据

与其急着争论年龄红线画在13岁、15岁还是16岁，香港更该先做一件有能力做、也早该做的事：要求平台接受独立审计，并公布结果。

年龄核验究竟有多少次被绕过？未成年人每天收到多少来自陌生人的私信？推荐系统把多少极端减肥、自残或赌博内容推给儿童？平台接到投诉后要多久才处理？青少年被限制后，又迁移到了哪些服务？

这些数字目前大多藏在科技公司的服务器里。政府、学校和家长只能从个案中猜测全貌，平台却掌握着完整数据。没有强制披露，所谓企业责任便很容易停留在新闻稿上。

在审计基础上，数字政策办公室可以牵头，把卫生署、教育局、私隐专员公署、学校、社工和青年代表拉到同一张桌上，制定《未成年人数字产品安全守则》。先为用户规模大、未成年人使用率高的服务设定底线；企业自愿守不住，再引入具有约束力的安全责任、罚款乃至服务限制。

监管范围也不能只看平台自称什么。短视频、直播、通讯软件、网络游戏和人工智能陪伴服务，都可能拥有无限滚动、陌生人接触、公开定位、虚拟打赏和个性化推荐。下一种伤害儿童的产品，未必还会叫“社交媒体”。

13岁以下儿童原则上不应拥有普通社交账号。13至15岁的用户可以使用受保护版本：账号默认私密、关闭陌生人私信、禁止行为广告和公开定位、限制直播及打赏、隐藏公开人气指标，并为无限滚动和自动播放设置停止点。16至17岁可以拥有更大自主权，但对成年人接触、敏感画像和高风险推荐的防护仍应保留。

如果只是把成人产品删掉几个功能就塞给孩子，那不叫保护，叫偷懒。平台必须从写下第一行代码开始，就记得屏幕另一端的用户可能只有13岁。

核验年龄，别顺手监控身份

年龄核验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技术关，也可能成为新的私隐陷阱。

私隐专员公署参与的一项全球巡查涵盖876个儿童常用网站和应用程序，只有45%设置了年龄识别措施；在已经设置的服务中，72%仍可被绕过。虽然这不是香港平台的专项调查，但结果足以说明，要求用户自行填写出生年份，基本等于没有核验。

香港可以研究利用“智方便”的身份认证基础，或由获认可的第三方签发匿名年龄凭证。一般情况下，平台只需知道用户是否成年；确须实施分龄功能时，也只应得到必要的年龄组别。姓名、身份证号码和确切出生日期应留在可信认证机构，不能流入商业平台。

凭证还必须做到不可跨平台追踪。科技公司不能一边声称保护儿童，一边利用年龄资料建立更精准的广告画像。

私隐专员公署和数字政策办公室已经为学校推出保障个人资料的人工智能沙盒。这个现成机制可以进一步测试匿名年龄凭证、未成年账号默认设置和推荐算法。香港在金融监管中熟悉风险评估、沙盒测试和持续披露，没有理由到了儿童数字安全领域，就只剩下“呼吁企业自律”。

放下手机之后呢？

平台责任再重要，也解决不了全部问题。

卫生署数据显示，93.6%的香港学生没有达到每天至少60分钟中等至剧烈运动的建议。孩子少刷一小时手机，不代表他就有一块方便使用的球场、一项家庭负担得起的兴趣活动，或者一位下班后仍有精力陪伴他的家长。

因此，社交媒体治理不能只发生在屏幕上。图书馆、体育设施、青年中心、艺术活动、安全的公共空间，以及学校社工和心理支援，同样是数字政策的一部分。现实生活若不能提供连接、参与和成就感，平台就会继续填补那个空洞。

说实话，就算制度搭得再周全，也只能管住平台，管不住每一只在深夜被窝里偷偷伸向屏幕的手。

所以最后仍要追问：当孩子放下手机，香港准备让他们走向哪里？如果现实世界没有同样有吸引力的友谊、空间和机会，我们凭什么要求他们离开算法？

香港要管住算法，也要接住那些从算法里掉出来的孩子。

（作者系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