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柏珲

7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一句话尤其值得香港深思：“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

“关键攻坚”四个字，不能只理解为多投科研经费、多建几个园区，或多推出几项资助计划。它指向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次深层调整：原始创新要补强，科研成果要转化，产业需求要牵引，青年人才要成长，科技金融要更有效，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还要同步建立伦理和安全治理能力。

对香港而言，这场科技强国建设提出的不是一道抽象题，而是一道现实题：香港究竟只是国家科技发展的金融通道，还是能够成为国家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规则链中的功能节点？

过去香港谈创科，常常离不开几所大学、几个园区、若干资助计划和国际排名。这些当然重要，但已经不足以回答今天的问题。国家科技战略正在从“补短板”走向“建体系”。在这个阶段，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国际资本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专业服务、国际科研网络和跨境连接能力，若仍停留在传统服务业逻辑中，只能算城市优势；只有嵌入国家科技攻关和产业转化体系，才可能变成国家战略需要的能力。

机会已经摆在面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位列全球第一。香港在世界数码竞争力排名中升至全球第四，在科技和知识维度表现靠前。这说明香港并不是站在国家科技发展之外等待红利，而是已经身处全球最活跃的创新腹地之中。问题是，创新腹地不等于创新中心，排名提升也不等于产业成形。香港能否把这些优势转化为企业、产品、标准和市场，才是接下来几年真正的考验。

香港并非没有基础。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2024年香港创新活动统计》，本地研发总开支增至357.72亿港元，研发人员超过4.7万人；同年初创企业数量达到4,694家，雇用17,651人，均创历史新高。InnoHK已形成两大研发平台，汇聚30间研发实验室和约3,000名研究人员；科学园、数码港也聚集了一批创科企业。与十年前相比，今天的香港已经不再只是“有好大学、缺生态”的科研城市，至少已经具备了由科研、孵化、资本和初创企业共同构成的创科底盘。

但底盘不等于胜势。香港最需要警惕的，恰恰是“看起来什么都有”，却在关键环节接不上。2024年香港研发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比率为1.13%，而全国同期为2.69%，广东为3.6%，深圳更达到6.67%。这个差距并非简单的投入多少问题，而是反映出香港企业研发和产业牵引仍然不足。香港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有实力，但工商机构研发开支仍低于高等教育机构，说明科研和产业之间的耦合还不够紧。

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时，香港尤其需要对照自身之处。香港不缺论文，也不缺专利和实验室成果，真正容易“断”的地方，是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批订单、工艺优化和规模化生产。许多科研成果离开大学之后，既没有足够成熟的中试平台，也缺少愿意承受早期风险的资本，更缺少能够快速对接制造和市场的产业组织能力。若这一段接不上，创科就容易停留在展览、论坛和新闻稿里。

这也是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重要性所在。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提出，新田科技城约一半土地用于创科，连同河套香港园区在内，将提供约300公顷创科用地、约700万平方米楼面面积，规模相当于17个香港科学园。河套香港园区已进入实际运营阶段，首批大楼已有超过60家企业落户，出租率约八成。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拥有机会，把大学科研、中试空间、跨境产业协同和资本市场放在同一张空间版图上推进。

但也正因为如此，河套和北部都会区不能再被当作普通土地项目处理。河套最怕的不是招商不够热闹，而是入驻企业各做各的，最后变成一个漂亮的科技办公区，而不是一个能够产生中试、转化和产业协同的创新场。香港需要更清楚地回答：哪些片区重点做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哪些片区承接生命健康，哪些片区服务微电子、新材料和先进制造？哪些项目由香港大学和科研机构牵头，哪些项目与深圳制造能力对接，哪些项目可以通过港交所或香港创投基金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变成明确产业目录、项目时间表和跨境协调机制，再大的楼面面积也可能回到传统地产逻辑。香港过去最擅长的是把土地和金融资产化，但科技时代更需要把空间产业化。创科用地不能只看出租率，更要看中试线数量、企业研发投入、专利转化、首批订单、融资成功率和国际市场进入能力。

香港最有条件先做出成绩的赛道，并不需要铺得太散。人工智能是一条。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把人工智能置于前沿技术群体性突破的重要位置，同时强调伦理和安全治理。香港的机会不只是建算力中心。数码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第一阶段已投入服务，算力将逐步提升至3,000 PFLOPS，并配套30亿港元资助计划。更重要的是，香港可以围绕算力建立模型测试、行业应用、风险评估、数据合规和国际规则对接能力。若只是买GPU、租服务器，香港很难与内地城市或国际云服务商竞争；若能形成“大模型应用验证+安全测评+国际合规”的平台，香港才有独特价值。

生命健康科技也是香港应当深耕的方向。香港有医学科研基础、国际临床网络和资本市场经验。港交所2018年推出第18A章后，已吸引一批生物科技公司来港上市；2025年推出“科企专线”，进一步便利特专科技和生物科技企业上市。特区政府也已预留资金推动生命健康科技发展。问题在于，香港若只把生命健康科技理解为融资平台，仍然不够。真正有竞争力的生命健康枢纽，必须同时具备医学科研、临床验证、数据治理、知识产权保护、监管沟通和资本支持。尤其在创新药、AI医疗、真实世界数据和跨境临床研究方面，香港完全可以成为内地与国际规则之间的可信接口。

微电子、新材料和先进制造则更考验香港能否突破旧有想象。香港不可能、也不需要重回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但国家科技强国建设需要的不只是终端量产，也需要工艺开发、小批量试产、可靠性验证和国际市场准入。香港微电子研发院已经成立，中试线将设于元朗创新园微电子中心；政府也推出新型工业化加速计划和创科产业引导基金。香港要补的不是传统工厂，而是“工程化能力”。科研成果能不能走出实验室，很多时候就卡在这一段。

科技金融同样需要重新定义。香港资本市场成熟，港交所18A、18C和“科企专线”都为科技企业打开了制度空间。但如果香港把科技金融理解为“帮助企业上市”，那仍然太晚。科技企业最缺资金的时候，往往不是上市前夕，而是在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批订单和商业模式尚未完全清晰的阶段。香港真正要补的是耐心资本和早期风险定价能力。政府基金、创投资本、产业资本、大学技术转移基金和港交所融资通道之间，必须形成更顺畅的接力，而不是各自为政。

这也涉及人才。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抓住全球人才流动窗口期，积极引进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和团队。香港近年输入人才政策成效明显，本届政府推出新人才政策后，已有超过23万人来港工作和发展，高才通申请和获批数量也相当可观，其中不少申请人具有创科相关背景。但科技人才不是来了就会留下，更不是留下就会成事。对青年科研人员而言，签证便利只是第一步，实验室、团队、经费、住房、子女教育、成果收益安排、创业支持和跨境工作便利，才决定他们是否把香港视为长期事业平台。

香港的人才政策必须从“抢人”升级为“组织科研”。真正的科研组织能力，体现在能否让一个青年科学家在香港找到稳定团队、先进设备、产业场景、资本伙伴和国际合作网络。否则，香港可能短期吸引人才，却难以沉淀团队；可以增加人口流入，却无法形成科技生产力。

更值得香港重视的是规则优势。科技强国建设不仅是技术和产业问题，也是规则和治理问题。人工智能大模型、跨境数据、生命科学、低空经济、数字资产、出口管制和科技企业出海，都牵涉复杂法律、伦理和合规挑战。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这正是香港能够发挥差异化作用的地方。

香港过去是贸易和金融规则的接口，未来应成为科技规则的接口。低空经济监管沙盒、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的风险测评安排、大湾区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便利措施，已经显示香港具备在新兴技术领域进行规则试验的基础。下一步，香港可以更主动地建立人工智能模型测评和审计机制、生命健康数据与伦理评估平台、跨境样本和数据合规通道，以及面向科技企业出海的知识产权、制裁合规、出口管制和争议解决服务。这样，香港的普通法、仲裁、专业服务和国际市场信誉，才会转化为科技时代的制度资产。

今天讨论香港创科，最怕两种极端。一种是过度乐观，以为国家支持之下，香港自然受益；另一种是过度悲观，以为香港产业底子薄，注定难以在科技竞争中有所作为。两种判断都过于简单。国家支持是真实的，香港基础也是真实的，但窗口期不会为犹豫者停留。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苏州等城市都在快速补强科研、制造和资本链条，国际科技规则也在加速重塑。香港若推进太慢，即使身处最好的创新集群，也可能只成为旁边的服务城市，而不是核心节点。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过去更多被理解为贸易、金融和专业服务优势。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攻坚期后，这八个字需要有新的落点。背靠祖国，不能只是等待政策红利，而是要主动进入国家创新链和产业链；联通世界，也不能只是替企业融资或办展会，而是要把国际资本、科研网络、普通法制度和规则服务，转化为科技企业真正用得上的能力。

香港这一轮机会的核心，不是再证明自己有多少优势，而是把这些优势接成一条能运转的链。北部都会区、河套、InnoHK、科学园、数码港、港交所、创科基金和人才政策，如果仍是各自发力，香港的创科转型就会被切成许多漂亮但分散的片段；若能围绕少数战略赛道形成研发、中试、制造、融资、合规和出海的闭环，香港才可能在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形成不可替代的角色。

这一轮机遇不会因为香港拥有独特制度而自动到来。制度优势只有被使用、被组织、被嵌入国家战略和国际市场，才会真正产生价值。对香港来说，科技强国建设不是远在北京的宏大叙事，而是一次重新定义城市功能的现实考验。抓住了，香港可以从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升级为科技时代的国家战略接口；错过了，再多概念和口号，也难以改变边缘化的风险。

（作者系新加坡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