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志表示，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一国两制”实践呈现出了新发展和新特征。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改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为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议题。何俊志还指出，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要求我们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明的新方向和提出的新要求，需要我们在原有研究基础之上，面向国家所需，发挥自身所长，继续作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中山大学地处岭南、毗邻港澳，具有60多年的港澳研究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学校已有一批学者在研究港澳问题并培养了相关研究人才。1983年，中山大学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实体性研究机构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之后，一些重要的港澳研究基地也相继落户中山大学。2000年，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3年，由中山大学牵头组建了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为更好地服务国家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与粤港澳合作发展方面的重大战略需求，充分发挥中山大学在粤港澳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与综合实力，2015年，中山大学整合多学科研究力量，成立了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同年11月，研究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开始全面探索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新模式。粤港澳发展研究院自成立以来，以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与粤港澳合作发展领域建设具有鲜明专业优势的新型高校专业智库为目标，努力探索，逐步建立起了集学术研究、政策研究与人才培养三个部分系统结合的教学研究队伍。目前，在学生培养方面，研究院设有全国首设以及目前唯一的港澳基本法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研究院还设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方向，形成开展粤港澳研究及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多学科支撑。2015年来，研究院共招收培养博士生81人和硕士生197人。何俊志表示，作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试点单位，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秉持“聚焦港澳、服务国家”的理念宗旨，开展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和交流活动。其中包括发布《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报告》等蓝皮书，组织专家积极解读中央涉港澳政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热点问题，在境内外权威媒体撰文或接受单独采访700多次。此外，研究院还积极举办形式多样的涉港澳学术会议，建设学术交流高地。七年多来，研究院举办了70多次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设立“粤港澳发展高端讲坛”“粤港澳研究工作坊”，努力打造成为粤港澳研究的交流平台。何俊志指出，“一国两制”与港澳基本法的实施及相关问题，既有很强的学理性，也有鲜明的实践导向，需要学术界持续关注和研究。尤其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时，许多涉及特别行政区未来发展的法律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开展深入研究。 来源：香港新闻社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何俊志谈到，以大湾区城市中的广州为例，提升传播文化与城市形象，首先应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其次增加政府财政投入，重视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何俊志介绍，目前他正带领团队进行大湾区城市文化活力相关的实证研究。其中以广州为例，对比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在2021年本地电视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出版物数量、期刊杂志数量、报纸发行量、艺术表演团体数量方面，广州整体表现优异，上述指标均排前三。然而结合动态数据纵向对比却发现，2017年至2021年，广州纸质出版物增速下降，近年来相对稳定。此外，艺术表演团场次呈断崖式下降，艺术表演团数量下降最为严重，从2017年的54个减少到2021年的23个。何俊志认为，“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在新媒体的时代，跟主要城市相比，广州没有及时跟上节奏。”何俊志进一步研究发现，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科教文娱支出占比不足、广深基础设施全面短缺。具体而言，在公共图书馆（市、区两级）、博物馆、文化馆（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A级以上旅游景区方面，广州、深圳的数量明显低于北京、上海和重庆。因此，他认为，提升传播文化与城市形象，首先应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其次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综合全世界城市几千年的发展历史，长期繁荣的全球性大城市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安全的居所；二是贸易的中心；三是更重要的层次——必须要有信仰。”何俊志表示，广州完全具备这些要素，但它的内核究竟是什么？何俊志在研究中发现，广州有趣的地方在于，“这里很少有单数，广州的特质就是，几乎所有元素都是复数，广州的‘五羊’也并非只有一个，城市很开放和包容。”此外，他还指出，广州城市历史源远流长，但也有崭新的现代面貌。因此，传播文化与城市形象，应重视开放包容与新老平衡。 来源：网易

“回归以来的实践表明，香港选举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令‘爱国者治港’原则贯彻得并不充分，理应有所调整，让这一重要原则在政治制度体系中更充分、彻底地贯彻落实。”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何俊志此前提到。何俊志说，“爱国者治港”本就是“一国两制”的初心之一。邓小平先生曾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但由于存在制度漏洞，极端反中乱港分子有机可乘，他们以“瘫痪特区政府”“夺取管治权”为目的，严重违背“爱国者治港”原则，他们成为“治港者”是极其危险的。“从世界范围内看，不爱国者想进入体制内成为治国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当选，一旦被发现不爱国，也会被取消权力。”作为长期研究选举政治的专家，何俊志指出，绝大多数国家的选举都设有候选人资格审查，并设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确保竞选公职者爱国，但在香港目前的体系中，这方面的规范明显不足，为反中乱港分子留下非常大的空间。何俊志分析说，从2014年的非法“占中”以来，香港极端反对派一直在预谋通过各种计划和行动，甚至用独立于中央的方式主导香港政治。他们在“修例风波”后窃取区议会议席，野心更加膨胀，企图全方位争夺香港管治权，一旦得逞，“颜色革命”就会成功，特区宪制秩序就会被颠覆。这是不能容忍的，也严重违背“一国两制”。他指出，从2019年区议会选举和原定于2020年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的前期过程看，香港现有选举制度中的确存在不少需要堵塞的漏洞，有一些规则该规定还未规定或有规定贯彻得不彻底，比如公职人员宣誓制度、候选人条件规定、竞选活动规定、当选议员之后的行为规范等，这为“揽炒派”“揽炒”香港提供了机会。“落实‘爱国者治港’基本的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反中乱港者出局’。譬如，“一些参选人还签署‘抗争声明’，扬言一旦当选，将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以迫使特区政府停摆。这就是要制造新一轮‘揽炒’，意图瘫痪特区政府。”何俊志指出，作为立法会议员参选人，连财政预算案都还没看到，就扬言否决，这完全是丧失了最基本的政治伦理。近些年，有反中乱港分子包括一些当选议员，主动勾结外部势力，甘当美西方反华势力的代理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何俊志指出，美西方反华势力长期插手香港选举事务，他们重点扶植某些特定代理人与政治团体，不断推动香港社会运动向激进化和“颜色革命”方向演变，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如今，相关行为都在香港国安法的制裁范围内。作为公职人员明目张胆成为美西方的代理人，明显违背“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必须接受法律制裁，自然也无资格成为“治港者”。 来源：《大公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