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何俊志谈到，以大湾区城市中的广州为例，提升传播文化与城市形象，首先应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其次增加政府财政投入，重视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何俊志介绍，目前他正带领团队进行大湾区城市文化活力相关的实证研究。其中以广州为例，对比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在2021年本地电视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出版物数量、期刊杂志数量、报纸发行量、艺术表演团体数量方面，广州整体表现优异，上述指标均排前三。然而结合动态数据纵向对比却发现，2017年至2021年，广州纸质出版物增速下降，近年来相对稳定。此外，艺术表演团场次呈断崖式下降，艺术表演团数量下降最为严重，从2017年的54个减少到2021年的23个。何俊志认为，“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在新媒体的时代，跟主要城市相比，广州没有及时跟上节奏。”何俊志进一步研究发现，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科教文娱支出占比不足、广深基础设施全面短缺。具体而言，在公共图书馆（市、区两级）、博物馆、文化馆（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A级以上旅游景区方面，广州、深圳的数量明显低于北京、上海和重庆。因此，他认为，提升传播文化与城市形象，首先应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其次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综合全世界城市几千年的发展历史，长期繁荣的全球性大城市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安全的居所；二是贸易的中心；三是更重要的层次——必须要有信仰。”何俊志表示，广州完全具备这些要素，但它的内核究竟是什么？何俊志在研究中发现，广州有趣的地方在于，“这里很少有单数，广州的特质就是，几乎所有元素都是复数，广州的‘五羊’也并非只有一个，城市很开放和包容。”此外，他还指出，广州城市历史源远流长，但也有崭新的现代面貌。因此，传播文化与城市形象，应重视开放包容与新老平衡。 来源：网易

“回归以来的实践表明，香港选举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令‘爱国者治港’原则贯彻得并不充分，理应有所调整，让这一重要原则在政治制度体系中更充分、彻底地贯彻落实。”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何俊志此前提到。何俊志说，“爱国者治港”本就是“一国两制”的初心之一。邓小平先生曾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但由于存在制度漏洞，极端反中乱港分子有机可乘，他们以“瘫痪特区政府”“夺取管治权”为目的，严重违背“爱国者治港”原则，他们成为“治港者”是极其危险的。“从世界范围内看，不爱国者想进入体制内成为治国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当选，一旦被发现不爱国，也会被取消权力。”作为长期研究选举政治的专家，何俊志指出，绝大多数国家的选举都设有候选人资格审查，并设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确保竞选公职者爱国，但在香港目前的体系中，这方面的规范明显不足，为反中乱港分子留下非常大的空间。何俊志分析说，从2014年的非法“占中”以来，香港极端反对派一直在预谋通过各种计划和行动，甚至用独立于中央的方式主导香港政治。他们在“修例风波”后窃取区议会议席，野心更加膨胀，企图全方位争夺香港管治权，一旦得逞，“颜色革命”就会成功，特区宪制秩序就会被颠覆。这是不能容忍的，也严重违背“一国两制”。他指出，从2019年区议会选举和原定于2020年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的前期过程看，香港现有选举制度中的确存在不少需要堵塞的漏洞，有一些规则该规定还未规定或有规定贯彻得不彻底，比如公职人员宣誓制度、候选人条件规定、竞选活动规定、当选议员之后的行为规范等，这为“揽炒派”“揽炒”香港提供了机会。“落实‘爱国者治港’基本的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反中乱港者出局’。譬如，“一些参选人还签署‘抗争声明’，扬言一旦当选，将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以迫使特区政府停摆。这就是要制造新一轮‘揽炒’，意图瘫痪特区政府。”何俊志指出，作为立法会议员参选人，连财政预算案都还没看到，就扬言否决，这完全是丧失了最基本的政治伦理。近些年，有反中乱港分子包括一些当选议员，主动勾结外部势力，甘当美西方反华势力的代理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何俊志指出，美西方反华势力长期插手香港选举事务，他们重点扶植某些特定代理人与政治团体，不断推动香港社会运动向激进化和“颜色革命”方向演变，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如今，相关行为都在香港国安法的制裁范围内。作为公职人员明目张胆成为美西方的代理人，明显违背“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必须接受法律制裁，自然也无资格成为“治港者”。 来源：《大公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