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市场化和国际化促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

——基于“开风气之先”的思考与建议

（常修泽）

摘要：从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来看，当年的重庆及更大范围的成渝地区，曾经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列，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心城市改革方面“开风气之先”。目前，川渝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尚未迈过“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高收入国家相关指 标的“门槛”，离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量化指标还有较大差距。基于此，应以高水平的市场化、国际化来促进成渝地区实 现高质量发展：在市场化部分，基于重庆市与四川省市场化指数的实际，需要继续进行 “基因再造”和“三层推进：构造新体制”的方略；在国际化部分，需要以开放的协调性 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开放的全球性思维拓展中欧班列，以制度型开放为“魂”贯穿成渝开放实践之“体”，以防止相互脱节、“魂不附体”。

关键词：市场化；国际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一体化发展

作者简介：常修泽（1945—），男，山东惠民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干山研究 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入选者，研究方向为人本论、产权论、转型理论。

※本文是常修泽教授2023年12月9日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论坛”上的主旨报告修订稿，部分有删节，为保持原味，本刊在编辑时尽可能保持学术发言的风格。

一、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开风气之先” 和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发展目标论起

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改革开放40周年和45周年之际，笔者先后在《学术界》 发表了《中国改革40年若干规律性问题认识》和《中国对外开放“四性”论——改革开放45年个人亲历的几点体会》。正是在研究上述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经验和若干规律性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并切身体会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城市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四川（当时包括重庆及今天更大范围的成渝地区）当时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列，“开启了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先河”[1] 124-128。

有史料证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即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就作出决定，选择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国有企业在四川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率先进行试点的有重庆钢铁公司（第一家）、成都无缝钢管厂（第二家），以及宁江机床厂、四川化肥厂、新都县氮肥厂和 南充丝绸厂等国有工业企业。笔者在 《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 40年》一书中对此评价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声炮响”[1]12。一个月之后，农 村“大包干”就在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实行，18 户农民在契约上按下手印，做出了“分田到户”的壮举。

正是基于以上两次改革，笔者在 《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 40年》一书中写道：“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四川省委和四川人民、安徽省委和安徽人民表现了可贵的历史主动精神， 开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风气之先。”[1]12在此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的几个中心城市率先改革，重庆也成为“开风气之先”、领改革潮流的城市。

40多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已经翻开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启了更具历史意义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 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 的宏伟任务。为实现此任务，在经济领域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提出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2] 。

笔者经过初步研究，得出一个比较形象的“五层楼”分析结论。首先，把中央确立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定为“五楼”。按照国际上的相关研究， 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按照人均 GDP 3 万～4 万美元——取其平均值 3.5 万 美元计算，这是“五楼”，即中国 2035 年 要实现的目标。其次，“四楼”是“门 槛”，即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人均 GDP 达到 2 万美元左右。再往下是“三楼”，即国际上所称的“高收入国家”的 “门槛”。这里要说明“高收入国家”与上 面讲的“发达国家”是有差别的，即经济学界常讲的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后的“门槛”。按照世界银行的标 准，2021年跨过“中等收入阶段”的标准为人均GDP达到1.2695万美元[3] 。但需要注 意的是，世界银行关于“高收入国家”的 “门槛”标准是逐年提高的，2022年为人均 GDP达到1.32万美元[3] 。中国的情况大体在 “二楼”。根据有关资料，2022年中国GDP总额为121.0207 万亿元 ， 人均 GDP 为 8.5698万元①，按2022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 大约相当于折算的1.25万美元（如按 2023 年汇率折算，则不足1.2 万美元）。即使按2022年平均汇率折算的1.25万美元 来对照，中国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 人均GDP 1.32万美元的“门槛”。

重庆市和四川省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就重庆市而言，2022年全市GDP总额约为2.91万亿元，人口为3213.3万人①，人均 GDP 约为 9.07 万元，按 2022 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大约相当于1.326万美元（恰好踩在1.32万美元的“门槛”线上），但若按 2023 年汇率折算，则人均GDP仅约为1.26万美元。四川省成都市 2022 年人均GDP约为1.37万美元②，刚刚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标准。但四川全省人均GDP只有0.95万美元。如果把重庆市和四川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就整个川渝地区来说，2022年人均GDP约为1.03万美元。为此，川渝地区总体在“一楼”（成都市可以说在“二楼”，重庆市大体在 “ 一楼和二楼 ” 的临界线上）。

通过对以上“五层楼”标准界定的分析可以看出，川渝地区与整个国家的情况大体类似：第一，未迈过“中等收入阶段”而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第二，没有跨过发达国家的“门槛”（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左右）；第三，距离中央 确立的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人均GDP为3.5万美元量化发展目 标）有较大差距。

研究发展目标及其差距，可以使我们客观而冷静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节点和未来发展空间。具体来说，这意味着成渝地区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人均GDP要翻一番半到两番，任重而道远。分析到此， 不禁使人想起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一段发言：“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 基于此，必须在“两个务必”的基础上，以更高水平的市场化、国际化来促进成渝地区的健康发展，争取使其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二、以高水平市场化促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总体分析与三层思路

（一） 总体分析：需要继续进行“基因再造”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5] 。“消除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容的，要社会主义就不能要商品经济，而要商品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消除论”的实质是“反市场经济”，因而主张搞计划经济。这个观点对社会义国家影响很大，对中国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因此中国要继续推进“基因再造”，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同时也要防止“伪市场化”倾向。

（二）现实分析：重庆市与四川省的市场化程度

针对全国各省份市场化程度的不同，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团队专门开展了跟踪研究，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精神，对全国各省份市场化指数进行了评估和测算。其设计的“市场化指数”由五大指标系统组成：政府与市场关系 （即资源由谁来配置的问题）、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产品市场化、要素市场化、中介组织和营商环境。由此，他们把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分成前十、中十，后十一 “三个方阵”[6] 。

重庆市近几年的市场化程度如何？从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可知，重庆市近年大体上排在中国“第一方阵”的末尾—— 第 8 位至第 10 位之间。其五大指标中比较 不足的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即资本、土地、劳动力、知识、技术、管理、 数据七大要素的市场化指数比较低。由于四川省所辖的21个市（州） 的发展不平 衡，历史原因造成的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等地的市场化进程慢，以至于四川省在全国市场化进程中排在“第二方阵”的 中端——第14位至第16位之间。

在重庆市调研期间，笔者实地考察了重庆市与四川省相邻的 “ 川渝高竹新区”①，目前川渝地区在建设中国统一大市场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实践表明， 川渝共建的“高竹新区”所实行的“五个同”，即同城共管 （组织架构）、同城共融 （规划体系）、同城共建（基础配套）、同城共育（产业根基）、同城共享（改革红 利），在推进市场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 有了明显进展。但从总体来说，川渝地区还是处在市场化进程的“第一方阵”与 “第二方阵”之间，下一步需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 总要求，继续扎实推进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提高川渝地区的市场经济活跃度。

（三）三层推进：构造新体制

1986 年，笔者曾经提出“新体制三层 构造论”，底下第一层是“企业放活”，中间第二层是“市场完善”，上面第三层是 “国家间控为主”（即以间接控制为主），其内在逻辑是 “ 企业放活 ” —“ 呼唤市场”—“市场完善”—“国家间接控制为主”[7] 。由此，笔者建议从企业、市场、国家（政府）三个层面展开工作。

1．企业层面：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长期并存，比翼齐飞”

1980年5月9日，《人民日报》理论版曾发表笔者 《长期并存，比翼齐飞》一文，笔者主张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应“长期并存，比翼齐飞”[8] 。2023年11月中央媒体在 《唯改革者进》 展示性报道中，引用了“比翼齐飞”这个40多年前的观点。按此观点，下一步改革应该是“两条线作战”：一条线，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条线，民营企业发展。

从全国着眼，就基本面而言，原则上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都应做大做强，但对于东北地区和重庆市这类老工业基地来说，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且活力不够，而民营经济则相对不发达。笔者专门针对此情况，就企业主体问题提出了“十六字” 建议：“国有企业，增强活力；民营经济， 做大做强”，并写入专著 《中国东北转型通论》[9] 。

中国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当下最突 出的问题是“活力”问题。笔者初步了解，重庆市国有资产包括工商企业类、金融企业类和行政事业单位类三类（不包括资源性资 产和数据资产），总资产量10.4万亿元，净资产4.2万亿元②。国有资本的效益有所提高，但要达到前面所述的“国有企业，增强活力”的建议目标仍要继续“爬坡”。

老工业基地民营经济主要的问题是 “不大不强”。重庆市作为中国的第四大直辖市，至今民营经济仍然不发达。从2023 年中国民营企业排行榜看，前二十强中没有一家企业是重庆市的，在“民营企业百 强”中只有唯一一家重庆企业——龙湖地产。从实际调研结果比较来看，重庆市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但民营经济不够大，也不够强。

当前对于民营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界来说，确实存在“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深层原因就是产权保护不到位、法治建设不够完善。为什么近年来民营企业似“惊弓之鸟”心神不定？因为头上还悬着一把“利剑”：社会上时不时出现曲解马克思原话，错误理解“消灭私有制”的声音[10] 。2023年10月底，笔者应邀参加“第 89 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并以 《产权保 “饭锅”法治去“悬剑”》为题作发言，建议国家务必从产权制度角度保住民营经济的“饭锅”，设法去掉它们头上的“悬 剑”[10] ，以便让广大民营企业家放下心来，积极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

2．市场层面：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下一步，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市场层面改革的重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 机制的意见》。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指 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2] 重庆 市、成都市与全国各地一样，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可把握以下六个市场。

其一，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是七大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重要的要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虽然有了长足进步，但仍需继续培育和壮大。根据现有资料，2023年底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8.3%[11] ，但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则是66.16%①，也就是有近18个百分点的中国人（即2.5亿人，包括重庆市的一部分 “棒棒军”）在城市没有户口，当然也就没有完全享受城市的相关福利。应尽快破除这种“二元体制”，大力完善劳动力市场，以加快解决2.5亿进城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其二，土地市场。在中国，发展土地 市场主要涉及“三块地”。第一块是集体建设用地。将来主要是把原来由政府征地、政府“招拍挂”改为农民集体自己来“招 拍挂”，把这块“蛋糕”还给农民，即卖地收入给农民集体；但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每年将减少若干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面对这些新问题，应坚决推进政府自身的转型。第二块是农村耕地。笔者曾去山东省调研“土地流转之后怎么办”的有关工作，在枣庄市发现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土 地流转到企业集团之后，再“返购返租”给 新型农民，这很有创新价值[12] 。因此，建议重庆市在过去已有“地票”探索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第三块是宅基地。中国宅基地资源浪费突出，笔 者在东北地区调研时看见不少村庄的农民 在外出打工后，其宅基地基本被荒废。当前宅基地“转让受限”，城市居民国有土地 的房屋可以进行交易，但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不能交易，这就呼唤改革。

其三，知识与技术市场。重点是“职 务发明”成果产权问题。笔者在 2009 年《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 度研究》一书中主张“一分为二”，即给创新者/知识分子一部分职务发明的 “ 产权”[13] 。2020 年，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提出即使是职务发明，也要给创新者一部分“产权”（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激励，目前国家正在试点中。对于那些束缚人们创新性、积极性、创造性的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其四，资本市场。其主要是指股票、债券、基金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市场有了一定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证券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上市公司质量有待提升；特别是常讲的“利率市场化”进展迟缓，资本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改革迄今尚未“破题”。最近一段时间，因国际局势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动荡加剧。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国内问题的凸显，都要求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除了有标准型资本市场，还有非标准型资本市场，这就是中国的产权市场。根据笔者的调查和评估，重 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与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该方面走在全国前列。1987年11月，受党的十三大报告鼓舞，笔者曾提出 了“第一个构想”，即“建立企业产权市场 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14] ，2023 年又提出了“第二个构想”，即“‘全要素多资源’：产权交易市场新构想”[15] ，产权市场不仅仅是交易单一的企业产权，更是“全要素、多资源产权”。近日，笔者在成渝地区实地考察了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它们在“全要素、多资源”市场交易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值得产权界借鉴。

其五，企业家管理市场。企业家作为 创建企业并担任经营管理职责的指挥者，不仅是重要的人本要素，更是一种稀缺要素。当前值得关注的是，有关材料虽然提到管理要素，但未提企业家管理市场。这主要涉及在“党管国企”的条件下，其经营者如何确定的问题。笔者曾经撰文建议：即使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也可以在 “组织管住资格，严格市场把门”的前提下，建立大框架下的“企业家管理市场”， 然后由董事会从模拟市场上选拔经营者[3] 。至于民营企业家，更应该走向市场。总之，企业家管理市场不可或缺。

其六，数据市场。数据将成为一个新 的要素市场。随着信息革命的爆发，数据的价值越发重要。数据问题涉及“两条高压线”：国家安全“高压线”与个人隐私 “高压线”。2023年，笔者考察了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这是一家国家级的数据交易机构。在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前提之下，它们在促使数据有序运作方面颇有成效。当然，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尚有 许多“未知”待我们去探索。在数字革命新浪潮推动下“无论西东”，谁的敏感性强 并抓住机遇谁就有可能走在前面。对于中国西部地区来说，应该从中受到启迪。

3．政府层面：“放管服”改革，关键在放权

政府的“放管服”改革，领头的是 “放”字，关键是放权、削权，现在放得还不够。因此，需要瞄准“权力链上端”，以“放”为第一要务，然后才是“管”和 “服”。另外，研究政府层面改革，还必须关注数字经济浪潮。“当今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浪潮，不仅仅是一个平台或具体业态问题，而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公平性和自主性，影响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16] 它会不会带来“去中心化”的问题？政府层面改革应研究新条件下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转变问题。

三、以高水平国际化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打好重庆市“三张牌”

（一） 以开放的协调性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有特色，而且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中，怎么协调地区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对国家安全稳定有影响的政治问题。

重庆市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主要发起者、推动者和重要建设者，国家赋予其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的重要职责。以开放的协调性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一方面是国内的协调，另一方面是国内与国 际的协调。

“开放的协调性”很值得探索。1988年 5月，针对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实施的“沿海开放战略”，笔者与戈晓宇曾经通过新华社内参给高层提供过一个研究报告，主张“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①，即“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发展，并向内地渗透的战略[17] ，以避免造成中国东、西两大经济板块之间的“板块碰撞”。

今天，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是，2018 年 12 月 18 日即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报告中肯定了“四沿”开放发展的说法，但顺序有所调整，新的顺序是“沿海、沿边、沿江、沿线”[18] 。这里把“沿边开放”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为什么把“沿边”放在“沿江”前面？笔者认为，首先与国内政治形势有关。“沿边”主要聚焦西南、西北和东 北地区，这些地区发展相对滞后，面临较大困难。而这些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需要有相应的“稳边”“治边”方略。同时，与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周边是首要”有关。把“沿边开放”提到更重要 的位置，就是要瞄准云南、广西、西藏、 新疆等边疆地区。在这里，中央调整顺序的核心是寻求地域大协调。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部地区腹地，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枢纽点”，北接陆上 “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西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 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下一步要用协调思维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

笔者曾到重庆市沙坪坝区团结村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调研，这里是“一带一路” 中欧班列的首发站，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枢纽地。从2022年度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开行情况看，重庆—北 部湾港开行2543列，国际铁路联运班列开行542 列，跨境公路班车开行 3318 车次， 对内辐射国内16个省区市，对外通达辐射 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的338个港口，货物品类增加至640 余种，重庆市已成为沿线省区市中货运量最多、货值最高的城市 （累计运输货物 40.5万标箱、货值708亿 元，运量、货值均占沿线总量的30%左右）①。

总体上看，西部陆海新通道是重庆市的一张“好牌”，建议下一步要抓住强化协调性这个关键点。特别是往南，往北部湾包括广西的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往云 南到老挝万象和缅甸的曼德勒等，要用国内的大协调思维和中国毗邻国家的协调大思维，来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二） 以开放的“全球性思维”拓展中欧班列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球性”的，辐射东西南北全方位：往东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特别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以及美国、加拿大等 太平洋国家；往西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上合国家等）以及欧洲国家；往南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RCEP成员国；往北国家已经正式提出“中国向北开放”问题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庆市如何用好 “东西南北全方位开放”思维来促进中欧班列发展至关重要。2022 年中欧班列（重庆）稳定运行线路 33 条，辐射26个国家（71个城市），累计开行1.1万列、运输货值 4400亿元，货量、货值均居全国第一，干支网络覆盖亚欧大陆全境，成为全国开行时间最早、数量最多、货值最高、结构最优的中欧班列；与此同时，中欧班列（成 渝）全年开行超 5000列，位居全国首位，在不断壮大的“钢铁驼队”中始终发挥着先行者和中流砥柱作用。③截至 2023年10月，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1.4万列，运输货物超125万标箱，货重近 1300 万吨，运输货值达到 5000亿元④ 。从货源种类研究，“去程”覆盖人工智能、整车及零配件、机械、轻工、日用品、家电、国际邮件、电子商务等产品；“回程”涵盖整车、医药及 医药器械、木材、机电等产品。与此同 时，“定制化班列”包括进口药品专列、进口纸浆专列、冷链测试运输班列、跨境电商专列等。此外，2020年开行的全国首趟“中国邮政号”“运邮专列”，已经实现稳定运行。

接下来要继续以重庆市为枢纽点，重点往西通过中欧班列向中亚、欧洲走；与此同时，要考虑往北走俄罗斯通道；同时不能忽视向东的“长江经济带”。长江既要 大保护，也要大发展。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规划时要一并把 沿江经济带考虑进来，更好地服务和融入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三） 以制度型开放为“魂”贯穿成渝开放实践之“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 ， 而制度型开放则是中国开放的“魂”。对重庆市来说，应以制度型开放之“魂”贯穿三大实践之“体”。

一是贯穿“五个流”之“体”。“五个流”即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 和信息流，制度型开放要渗透到“五个流”开放的各个环节，避免脱节成“两张皮”，出现“魂不附体”问题。

二是贯穿倒逼“五改革”之“体”。中国政府于2021 年 9 月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CPTPP，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方向是一致的，尽管目前尚未成功加入，但其主要因 素将倒逼我们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补贴、公平竞争、知识产权、劳工权益以及绿色 发展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五个方面的改革。

三是贯穿重庆市与新加坡合作互联互通之“体”。重庆市的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 项目是中国与新加坡政府间的第三个合作项目，重点在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金融、物流等四个方面开展创新，应开展深入研究，切实推动重庆市具体项目展开落地，使制度型开放之“魂”切实贯穿开放 实践之“体”。

“以市场化和国际化促进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探索的问题 较多。上文仅仅是结合笔者的实际调查和理论探索，提出基于“开风气之先”的思 考与建议，愿与各界特别是西南地区学界以及经济界各位学者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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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改革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