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飞龙

2024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发布五周年，是香港23条立法完成和由治及兴加速的关键之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机遇期的黄金年份。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统筹安全和发展，凸显港澳在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新周期中的桥梁作用，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互通、规则衔接与创新发展，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已成为新时代“一国两制”与国家发展的战略共识和政策导向。

5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在内外挑战和压力下，按照规划纲要的指引，结合港澳实际与国家发展的具体需求，实现了在区域性经济社会整合与规则、技术创新发展方面的重要进展，相继提出并推进了具有“发展引擎”作用的“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与“河套方案”。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并逐步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实现“双向奔赴”，强强联合。国际投资者和创新技术团队对粤港澳大湾区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与意愿，粤港澳大湾区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在新时代的标志性名片，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全球化的增长动力源，也成为全球性先进制度标准与技术标准的孵化之地。

粤港澳大湾区的初心与使命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顶层战略，依托“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立足“一带一路”倡议联动的宏观需求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需求，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诸多方面全面规划和设计了直到2035年的发展路线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动力线”。

这份规划纲要体现了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的初心，其出台具有深刻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及远大的使命追求：其一，国际层面的逆全球化与中美贸易战，不仅导致全球化信心受挫，也导致中国对“卡脖子”威胁与自身技术短板的深刻反思。这些因素推动中国制定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划，对上述不利因素予以战略性回应；其二，国内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两个一百年”发展做出战略性规划，“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发展，但核心的技术突破与制度创新需要国内基地作为载体，粤港澳大湾区是兼具国内改革前沿与全球化因素的最佳区域，适合承载这一战略性改革引领的任务；其三，规划纲要对“一国两制”从侧重“两制”的初期发展向侧重“一国”的融合发展的转型，提供了具体愿景和制度性安排，丰富了“一国两制”实践内涵及发展指向；其四，规划纲要为港澳经济转型升级及参与和支撑“一带一路”提供了直接的机遇和动力，也在政策保障与人员流动上做出了最为有利的安排；其五，规划纲要面向民族复兴的远期目标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体系风险和中国责任，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抓手和试验田，为自身和人类探索最为先进、文明及可持续的技术标准和文明标准。这些国内外的背景因素，是中国改革开放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也是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动力来源。规划纲要的出台表明，中央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意志更加坚定，战略更加成熟，自主性及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方向更为明确。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尾随西方的亦步亦趋，而是坚持在学习中批判，在批判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正是有着这种清晰的自主性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经受风险考验，逐步走出一条自身的发展道路，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中国贡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对“一国两制”实践内涵的重大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深化扩展。“一国两制”在改革开放之初成形，有着重大的国家理性内核与改革开放战略意义：一方面，“一国两制”是一种现实主义和包容主义的宪制方法论，通过合理容纳不同制度元素促成国家统一和改革发展，将制度差异性势能转变为更高水平发展的动能，这就使得“一国两制”成为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整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国两制”有着坚实的国家理性内核，即国家对港澳的高度自治权与港澳对国家的持续性贡献的理性结合，这种共赢式宪制平衡显然需要不断寻找最佳作用方式，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国两制”在新时代的最佳作用方式。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支撑国家更高水平改革开放与持续保障港澳繁荣稳定的理性结合，因而从根本上回应和解答了在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推动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切合了“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

更进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将推动探索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具体制度机制。因为大湾区的深度融合必然涉及内地与港澳的制度竞争、互动、交流与融合以及国家法律制度作用的结构性增强。这是一个良性的制度整合过程，不是“内地港澳化”，也不是“港澳内地化”，而是内地与港澳根据共同建设目标及各自制度优势进行的“协作性制度创造”。为了实际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瓶颈而进行的这种制度创造与融合，是“两制”向“一国”回溯性建构的理性化过程，所产生的具体制度增量与成果，不仅直接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而且对于内地其他城市的治理现代化都将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软联通”与创新加速度

2019年规划纲要发布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客观上受到香港修例风波、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以及港澳与内地“两制”差异等内外因素的复杂影响，但中央坚定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政策杠杆的合理升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积极响应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区政府在机构、制度、项目和具体对接机制上加大力度，共同克服发展困难和制度梗阻，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破冰、加速前行。

本人在2023-2024年曾多次利用去粤港澳大湾区讲学和开会的机会考察过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以及香港的北部都会区，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主要城市都在“抢时间”，在寻找高质量增长的抓手和突破口，在积极主动对标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以及中央相继推出的关键性引擎方案（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和南沙方案，以及2023年提出的河套区深圳园区方案），开始从政策、制度、产业、项目上做深做实。2023年以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以用“创新加速度”来加以形容。

基础设施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基础性支撑，“要致富先修路”的改革开放经典哲学仍在发挥指引作用，传统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和新型基础设施的“软联通”有机结合，构成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增长的优良条件。2023年4月下旬，粤港澳三地在深圳共同公布110项“湾区标准”。打开这份标准清单，其中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类14项。2023年以来，“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加速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日渐完备。2023年11月28日，国家重大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深中通道不仅连通了深圳和中山、广州三座城市，更是联通珠江东西两岸城市群的重要交通纽带。深中通道与先前开通的港珠澳大桥共同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高速互联互通的基干网络，为人流、物流的畅通来往提供强大支撑。

硬件基础设施的贯通化和网络化，体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与中国对全球化及创新要素体系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基础设施是最关键的发展“平台”，不仅可以打通经济社会诸要素的阻隔，更可以激发有效率的创意合作，以“轨道”加速度推动湾区建设加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充实和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内部循环效率和综合性生活、生产服务水准，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品质以及文化与生活方式多元化。

除了“硬联通”，人文交流、技术、金融等“软联通”方面也在加速推进互联互通，这些“软联通”要素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创新活力。“软联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仅有道路联通还不足以成就一个创新有活力的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对营商环境与发展条件的综合性理解和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制度、生活方式及资讯自由、金融服务等方面的“软联通”。如果说“硬联通”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骨骼与框架，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体量与体格之健硕，那么“软联通”就代表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灵魂和智慧化程度，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在品质和创新发展潜力。粤港澳大湾区的“软联通”体现在若干重要方面：其一，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结构转型，通过规则衔接、授权立法、政策协调、服务业资质有序开放、通关程序便利化、居住证措施扩容以及就业创业具体政策的优化等，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对港澳要素以及外部创新要素的有效吸纳；其二，人文交流与国际化资讯、人才政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包括粤港澳大湾区主办的一系列人文交流高峰论坛、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艺术与文创产业的政策引导、湾区人才政策的协调共享等；其三，在粤港澳大湾区5G基础设施建设与资讯服务便利化、金融服务便利化方面有进一步的拓展与优化。

这些“软联通”是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进行的精细设计和精准对接，在文化、制度、技术与金融服务等方面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推动“一国两制”融合发展，将“两制”各自的合理要素和优势加以结合，实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更开阔空间与框架内的良性互动，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导向、规则导向、创新导向和标准化导向。这些“软联通”要素的协调与标准化，以及“两制”之间各自优势的匹配互动，逐渐产生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在公共领域、文化认同、制度协调性和“一国两制”创新活力的更好发挥。

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光明前景

粤港澳大湾区当前正处于“引擎化发展”的新阶段，即由横琴、前海、南沙、河套构成了互补有序的引擎方案的落地转化阶段。这些引擎方案与港澳的相向而行，包括北部都会区的创新发展以及横琴深度合作区澳门要素的更深刻展现，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面向未来的光明发展前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需要更加精准对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及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倡议，用好“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和联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好港澳“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以香港为例，“十四五”规划纲要设定的“八大中心”的目标群，包含了香港的固有优势和新发展优势，这些目标群不仅构成香港新发展纲领，更是粤港澳大湾区范畴香港角色与优势转化的操作指南。香港必须通过高质量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才能更好实现自身繁荣稳定、由治及兴并继续谱写“一国两制”辉煌篇章。

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粤港澳大湾区将继续承担起发展引擎的重要作用，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规则衔接、标准引领及全方位、立体化的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中更加绚烂多姿，活力四溢。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最关键增长极和21世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孵化之地，中国对自身文明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必将作出史无前例的原创性和引领性贡献。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