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育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家庭，父亲作为照顾者的角色往往被忽视，尤其在华人社会受传统父权观念影响，男性较不容易开放诉说家事和寻求协助。然而，他们在照顾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情绪会导致身心压力，亦有机会影响到子女的成长和发展。

香港大学（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卢启聪博士，进行了全港首项“父亲道德情绪及参与照顾特殊需要子女的需求调查（下称“调查”）”，借以了解香港的状况，希望尽早发现问题及提供应对方案。

现时，本港并无官方统计主力参与照顾2至12岁特殊需要子女的父亲人口。根据本研究推算，截至2023年中，相关人数为12,554人。

研究于2022年5月至2023年9月进行。首阶段质性研究，团队对31位育有2至12岁（尤其依赖父母照顾的学前及小学阶段）特殊需要子女的父亲进行深入访谈 ，得出可能影响著父亲照顾者的道德情绪有“羞耻感”和“内疚感”，透过外显行为包括“回避”和“补偿”，表现于与有特殊需要子女的互动和教养方式中。

在质性访谈中，大部份父亲照顾者曾在照顾特殊需要子女时产生羞耻感，因而引发回避行为, 亦有大多数产生内疚感，因而引发补偿行为。

团队在次阶段的问卷调查，针对有特殊需要子女的父亲，共收集了437份有效问卷。结果发现：

1. 大部分的父亲在照顾特殊需要子女的过程中经历过负面情绪或行为。承认自己曾有负面经验（“同意”或“非常同意”）： 羞耻感（65.7%）、内疚感（76.2%）、回避行为（50.6%），以及补偿行为（95.2%）。
2. 以6分为最高评分，受访者平均值为羞耻感（3.37分）、内疚感（3.7分)、回避行为（3分），以及补偿行为（4.1分）。
3. 其中较明显的是父亲照顾者经历的内疚感及从而引发的补偿行为。
4. 社会方面。当有特殊照顾需要的子女在公众地方例如交通工具、游乐场、商场等出现情绪波动、逃跑等异常行为，被访父亲会因途人的奇异目光及负面言语等反应而感到羞耻，进而避免带子女外出及参与社交活动。在量表中相关范畴的数值亦较整体平均值为高（羞耻感 - 自身认定外在失败- 3.39分; 回避行为 - 有保留地参与- 3.38分） 。
5. 家庭方面。男性照顾著管教子女多以严厉的语调及动作希望制止特殊需要子女的异常行为。受访父亲普遍对自己管教特殊需要子女时出现激烈的情绪反应感到十分内疚，进而希望透过持续补偿行为令自己减少内疚。受访父亲在量表中相关范畴的数值亦较整体平均值为高（内疚感 – 情绪上失误 - 3.86分; 补偿行为 – 持续性补偿- 4.4分） 。

卢博士指出，这些负面情绪和引发的负面行为，对教养有特殊照顾需要的子女，往往适得其反。

“在质性研究中，有父亲认为带子女外出就像“把尊严放入雪柜”，要面对旁人奇异目光，如非必要也不会带他们到公众地方，终日在家形成“困兽斗”。”卢博士解释说。

“有父亲认为自己经常失控地打骂其特殊需要子女，其妻子亦觉得他太粗鲁过火。冷静过后，他觉得很内疚，于是不断买东西及放松管教来满足他，接著又与子女有更多冲突，形式恶性循环。”卢博士说。

针对有关情况，团队提出下列建议:

1. 设立政府资助的男士/爸爸照顾者支援中心
过去数年，社会上曾发生不少残疾人士照顾者因饱受压力而发生的惨剧，当中也有不少为男士/爸爸照顾者。现时，针对儿童残疾人士照顾者服务往往以女性/母亲为主要服务对象，男士/爸爸的服务需要往往被忽略，例如：服务形式侧重小组分享及服务时间多在平日日间。是项研究说明男士/爸爸照顾者的道德情绪影响参与照顾特殊需要子女的质与量， 政府需考虑资助非政府机构设立专门服务男士/爸爸照顾者支援的中心服务，提供切合男士/爸爸需要的服务回应策略，例如： 接纳道德情绪介入理论、爸爸教养课程、玩乐/运动为本的亲子活动等，并配合弹性开放时间与混合模式服务，强化男士/爸爸照顾者的支援网络以有效舒缓照顾压力。

2. 推动父职友好政策（Father-friendly policy）
父亲在照顾特殊需要子女的角色无所取替，但社会对此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政府应推动实施“父职友好政策father-friendly policy”，并与不同持份者（如雇主、政策制定者、学校教育行政人员等）合作，透过弹性工作安排、爸爸亲子奖励金等，增加子女相处时间及参与照顾的程度，促进父亲的家庭参与，也可增强公众认同父亲在照顾特殊需要子女方面的独特角色。

3. 加强社区教育减少对特殊需要儿童的污名化
研究结果显示，当特殊需要子女在公众地方时出现异常行为时，父亲会因途人的奇异目光及负面言语反应而感到羞耻，进而避免陪同子女外出及参与社交活动。如情况持续，将减少父亲参与照顾子女的程度，甚至影响特殊需要儿童融入社会。此外，审视《残疾歧视条例》（第487章）并制定宣传接纳特殊需要儿童的社区教育活动，可以消除对他们的污名化。最终目标是通过这些举措，减少父亲在面对社会反应子女异常行为时感到羞愧和内疚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