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庄 |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前教授、紫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当前，需要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世界共享中国机遇、实现互利共赢光明前景的故事，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了解和认识。

中国贸易依存度与内外双循环实现转换

贸易依存度是经济学家描述外贸与GDP比例关系而提出的概念。一般而言，如外贸额占GDP的40%，意味著经济以内循环为主；占60%以上则以外循环为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以内循环为主。1980年，中国GDP约2,000亿美元，外贸额约200亿美元，外贸额占GDP比重仅10%，这说明外循环严重不足。中国不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有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加入WTO以后，中国外循环的潜能逐渐发挥出来。外贸增长速度远高于GDP增长速度。到2002年，中国外贸额已达6,000亿美元，加上服务贸易额，外贸依存度接近40%，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外循环为主的新格局。到200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达到67%，实现了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是中国加入WTO后采取出口导向的结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中国长期奉行限制有科技含量产品出口的政策，在改革开放以后仍然如此。但就服务贸易而论，美国优势很大，中国仍处于劣势。中国需要增加服务贸易在外贸中的比重，实现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中国加入WTO后成为外循环经济体，发挥了第一外贸大国的比较优势，获益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利润的大转移。除加强服务贸易外，中国应当注意逐步实现高质中速发展以及内外双向循环的动态发展。外贸依存度的数据可以引领本国内外双循环的协调发展，应对不期而遇的外来制裁。

中国有效应对西方转嫁经济危机和本国经济难题

一些西方国家不时发生经济危机。狭义地说，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再生产不完全是有序的，有可能是无序的，有发生周期性过剩生产危机的可能。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中，大量产品卖不出去，许多企业倒闭，生产下降，失业增多。广义而言，扩大债务、滥发钞票、滥发金融衍生产品、量化宽松等也会引发金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非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不管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都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特别是某些发达国家，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企图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甚至不惜采用非法、非常规方法，制造贸易摩擦，制裁他国。

2007-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违危机从而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中国遭受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电器产品订单大量被取消，有出口缺口转内需市场的需要。本来家电出口可以享有出口退税，因次贷危机造成外国电器产品订单被大量取消，中国是受害者。中国政府因时制宜，实行家电下乡政策，鼓励农民消费。对农民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空调、电脑、热水器、微波炉、电磁炉等家电产品作出补贴，中央财政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前后实施五年，可谓一举多得。

二是美国采用「量化宽松」政策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转嫁次贷危机。美国应对危机手段过于简单化，让雷曼公司破产，并让雷曼公司及其客户自己承担损失。对受牵连的各种经济活动，美国以邻为壑，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向其他国家转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中国实体经济将会发生足以危害健康的金融「水肿」，百姓大量储蓄将被金融衍生工具所稀释，并转移到美国金融「大鳄」手里。如果中国不愿意分担美国的亏损，中美就会出现各种摩擦和矛盾。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高速公路从2008年的6.03万公里增加到2012年9.62万公里；高速铁路则从1,035公里增加到9,463公里，基建工程对GDP可以发生3的乘数效应。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十年来效果正在逐步体现。

中国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 大力推动自由贸易
 

有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在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后出现「产能过剩」， 大宗产品在本国卖不出去，致使企业倒闭，失业增多，以此推销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明显是个伪命题。

任何国家都有「剩余产能」，折旧后但仍继续生产的产能、加班加点生产的产能，也都可能被理解为「剩余产能」。但剩余产能未必造成生产过剩，触发经济危机。有剩余产能不等于生产过剩，无序扩大再生产，才可能造成生产过剩。中国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后来实行市场经济，并施以宏观调控，能够及时发现和有效纠正危机。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在东部沿海城市先行，随后逐渐拓展到全国。近年来，中国开始试点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最先挂牌成立；到2023年，共有8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含新疆）已有22个被批准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体现国家推动自由贸易、维持多边主义的决心。 

中国房地产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2021年商品房销售额达到18.2万亿人民币（下同）的历史峰值，2023年下降至11.6万亿，两者有6.6万亿的缺口。目前来看，中国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板「新三样」的年出口量约1万亿，替补不了6万多亿的缺口。但再过3至5年，加上出口增长，「新三样」的替补功能才有可能更加显现，中国的新质生产力也可能涌现。

6.6万亿的缺口确实是一个难题，但并非不可处理。对造成房地产泡沫的、进行欺诈性借贷的房地产商和借贷失控的贷款银行，应按照相关法律处理。中国城市化进度和城市规划也应适当调整。对中国的商品房，可以开拓租赁和买卖两个市场，国家严格评估两类市场，按照成本价，并给予一定折扣，由国家发行国债承接，进行严格审计，该卖的卖，该出租的出租，以符合本地城市的规划。不接受政府条件的地产商按破产程序处理。对于有欠债的个人、家庭或者公司，如果是投机性的，由债权人按破产程序处理；如果是自住房屋，贷款银行对房贷的年期可以作适当的延长。由当地政府制定政策、形成规定，按司法程序处理。

面对房地产问题，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中国人口和经济规模巨大，工具箱的应对方法很多。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涉及房地产问题的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应对，防止「泡沫」扩大。

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国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积极因素。西方媒体经常炒作所谓中国「国进民退」问题，这与炒作中国「产能过剩」一样，都是「伪命题」。对于影响国计民生的产业，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民营经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一些行业和领域，民营企业的税收、产值、研发、就业人数的占比较高。

妥善应对和反击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
 

战后，国际贸易体系是在美国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的基础上形成的。数十年来，一个庞大的、包含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商法和国际银行等学科的法学体系也由此渗透到世界各国。美国是制度的制定者，中国是「后学者」；在法学学科上，中国也还未能居上。但美国却要以中国为头号假想敌进行贸易对抗和科技竞争，特别是对非高科技产品征税，背负以老欺少的骂名，如还占不到便宜，就是一场闹剧。

美国强征关税的普通商品，大部分不在本国生产，并无保护本国产业的说法。如果中国货没有竞争力，没有人买，美国并无逆差。如果中国货物美价廉，应当让美国人民有所选择。如果增加了关税还是有人买，越加关税，贸易赤字就越多，价格越贵，民怨越多。只有美国自家也生产，或劳驾近邻帮著生产，或以民粹主义立法禁售，才有可能消减贸赤，但本国要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加税减赤，也是天方夜谭。否则，加税只能加价，增加通膨。到消费者购买力疲软，就会进口过剩，触发经济危机。美国这样做只会自食恶果。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头，限制芯片对华出口，醉翁之意就不在减赤，而在于打压中国高科技芯片发展。目前，1纳米的芯片可容纳更多的集成电路元件，算是最先进制程。但据「摩尔定律」，集成电路元件数量每18个月翻一番，中国从5纳米赶上来，估计只要3年多时间。但也有说法，追上1纳米需时更长。面对技术难题，中国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继续提高先进制程，另一方面提高封装技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的斗志和智慧是激发出来的，在芯片问题上也必然如此。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7-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