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可强：香港市民对中华文化与国民身份的认同演进研究 
冯可强 | 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总裁
本文梳理了香港市民对中华文化与国民身份认同的演进过程。在历史中，香港市民形成了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国国民身份认同（「两个认同」）。随著《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两份文件的出台，香港市民对中华文化与国民身份的认同感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巩固。我们应在历史发展基础上，考虑如何传承和巩固香港市民的「两个认同」，保持与扩大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特质和作用，结合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和当前国际形势，令香港能应国家所需，发挥香港在新阶段应有的功能。
港英时期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演进历史
在港英时期，港英政府统治香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英国的经济利益。在此大前提下，港英政府需要维持社会安定，方便其统治，因此在政策上会尊重占人口大部分的华裔居民的中华文化传统、风俗和生活习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香港和内地的居民一直自由来往，没有什么限制，因而港人与在内地的家乡可保持联系。他们来香港定居主要是为了谋生计，仍以中国人自居，并有强烈意识地去保存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这在新界地区更为明显。
由二次大战后至1970年代，因战乱、政治和经济等原因，大量内地居民涌入香港，加上香港战后一代的出生，香港人口增至四百万。在这三十多年内先后移居香港的中国人仍然自视为中国人，并有强烈的中华传统文化认同，而当时中国内地因各种政治因素未能对外开放，港人与祖籍的家乡或内地联系与交往较为困难，故其同来香港或在香港出生成长的子女自然会视香港为「家乡」，并逐步产生对香港的家乡或本土情怀，也就是所谓「香港人」意识的萌芽。
港英政府在其长期的管治中，当然不会去培育港人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但它亦一直容许市民和社会团体按照他们的政治立场，可分别在每年的10月1 日和10月10日公开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以及各自举办庆祝活动。这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默许民间有其不同角度的中国国民身份认同。1963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当中的新亚书院在1949年创办时，是以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及沟通东西文化为教育宗旨。另一方面，在香港市民的不断争取下，尤其是1960年代中起由大专学生发起的「中文运动」，使港英政府在1974年接纳中文为法定语文。不论是政府办理的官校，或宗教和社会团体办理的资助或私立中小学的校训和办学宗旨所反映的价值观，很多都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例如各自以「好学力行」「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自强不息」「勤、俭、忠、信」「爱、敬、勤、诚」「明德唯志、格物为勤」等为校训。
因为1960年代起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出于英国政府对香港回归后的政治谋略考虑，港英政府也著重培育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和参与感。例如港英政府在1960年代中开始，扩展大学教育，提供助学金等资助，让众多贫穷家庭的子女可入读本地大学，并借此培养本地专业人才和中上层公务员。此时，港英政府在学校推动的公民教育是非国家民族化的，只著重培养对本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要求年轻人了解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状况，并遵守香港法律。但在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期间，香港各界人士热烈参与《基本法》的咨询工作，众多的工商界及专业人士又积极走入内地，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这些都反映了留下来的港人在重新建构国民身份认同。 1991年5至6月间，中国内地共有1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发生水灾，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波及数百万人。 中央政府向全世界发出「救灾紧急呼吁」，香港市民随即掀起救灾热潮，演艺界更在跑马地马场举行长达7小时的演唱汇演；短短10日间，香港赈灾筹款总额达到4.7亿多港元，加上港英政府的5,000万港元，是当时境外捐赠最多的地方。香港民间如此广泛热烈的捐献，反映了民族同胞血肉相连之情，亦表现出一种国民身份认同。
在港英管治时期，香港人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国国民身份认同（「两个认同」）既同时存在，又有所发展。在华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香港，港英政府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传承及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在语文教育领域亦是中英并重。1949年之后，港英政府也同时默许有两个不同政治角度的中国国民身份认同的存在。虽然公民教育在任何国家都是从属于国民教育，但公民教育的价值观内容很多都普遍适用于不同国家；港英时期所推行的公民教育没有国民身份认同（无论是英国或是中国）的元素，故其内容基本上可以过渡及适用于回归之后。
回归后推动「两个认同」遭遇阻力和困难
由1997年回归祖国后到2019年爆发社会动乱期间，香港特区政府主动增强「两个认同」的工作方面，也曾有一些努力和进展。政府在2000 年前后推动教育改革，1999年教育统筹委员会的改革咨询文件《教育制度检讨：改革方案》强调学校教育首要推动德育、公民教育与中华文化，以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及勇于承担的精神。2002 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将德育及公民教育列为四个关键项目之一，提出香港需要培养学生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面的价值观，而学校教育应著重培育五项价值观，包括「国民身份认同」等，并鼓励学校把这五种首要价值与学校本身的办学理念、德育宗旨结合。其后本地绝大多数的中小学都积极推动德育、公民教育与中华文化教育，但因教育局奉行自港英时期以来一贯的「校本管理」政策，任由各校的落实工作各有各做，未有成效评估和政府的统筹监督，结果并不理想。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香港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普遍较高，但其后因为一些事件的影响，包括外国势力和激进反对派等的宣传，令部分年轻人把本土意识与国民身份认同对立起来。2012年，特区政府建议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拟计划将此学科列为必修科于当年9月新学年开展课程，以培育学生品德及国民素质，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普世价值。原本教育局已进行了广泛的咨询，并取得众多教育团体和学校的普遍同意；但部分激进反对派藉个别新编教材的一些字眼，攻击有关课程指引内容「偏颇」，反对当局强制学校推行，又曲解《基本法》是以永久性居民定义香港人而非「国民」。在一股抗议浪潮中，刚上任的新一届政府唯有在同年10月宣布搁置课程指引，由学校自主决定是否可开展国民教育科。到了2014年的非法「占领中环」，其后发展到2019年的社会暴乱，除了因为有外国势力和激进反对派的策划推动之外，亦反映了在相当数量的市民（尤其是年轻人）之中，缺乏对国家主权、「一国两制」、基本法及现代中国发展的正确认识。
2020年以来「两个认同」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鉴于2019年社会动乱严重破坏香港的安定繁荣及威胁国家安全，通过颁布实施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2021年5月《完善选举制度条例》、2024年3月《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法律，中央政府加强对香港落实全面管治权，协助特区政府恢复社会稳定，重新发展经济民生。在中央的指引、督促、支援下，特区政府亦积极采取各方面的措施，向全社会推动有关宪法、基本法、国安法以及中华文化、现代中国、爱国主义等教育、宣传和推广工作。
在过去几年，特区政府更著重加强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强化下一代的爱国情操及国家观念。政府参考《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架构》（2008）而编定的《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2021）旨在进一步支援学校培育学生正面价值观和态度，实践良好行为，让学生成为有质素的新一代，对社会有担当，具香港情怀、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文件指出，在十个首要培育的价值观和态度当中，培育学生的价值观和态度立根于中华文化，因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是学校的应有之义。香港经历大规模社会动乱后，必须加大力度推行国民教育的工作。学校应让学生从小正确认识国家历史，欣赏中华文化及传统价值观、学习尊重国家象征和标志（包括国旗、国徽、国歌），认识宪法和基本法，协助学生建立国家观念和公民责任心，促进他们思考作为中国人可以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国家作出贡献。
要探讨在历史新阶段如何继续传承和巩固香港市民对中华文化与国民身份的认同感，以及进一步实践和创新发展，需要参考中央近年的两份重要文件。
201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香港特区政府在新阶段须认真学习及研究《纲要》和《决定》两份文件，并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思考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如何做得更有效。以下是笔者摘取、综合及整理了两份文件中的四个相关方面的关键语句及关键词 ：
1、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香港要增强对国家的认同，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要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了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引导市民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
2、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香港要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
3、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4、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
由传承、巩固到实践、创新
回归前香港市民在民间积极维护及主动实践「两个认同」，而由1997年至2019年期间，特区政府和爱国团体也曾努力增强「两个认同」。我们要在这个历史发展基础上，去考虑如何传承和巩固香港市民的「两个认同」，保持与扩大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特质和作用，结合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和当前国际形势，令香港能应国家所需，发挥自身在新阶段应有的作用。
近几年来，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团体与机构在推动「两个认同」的工作时，积极协作，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办法，成绩是应予肯定的。只要坚定及持续地做下去，必定会有好的成效。本文著重探讨以下的整体性概念、原则和策略，希望香港能站高看及向前看，不单要巩固「两个认同」，更应进而为协助及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知、情、志、行与香港的「中国性」
因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中国恢复其合法席位，其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祖国的国际地位在港人心目中大大提高了，引致当时的香港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成为「觉醒的一代」，掀起了重新认识祖国的热潮。由1980年代初开始，众多港人参与了促进内地改革开放和基本法咨询的过程，增加了对奋进的祖国的认识和感情，实践报国之行。可以说，由1970年至2008年期间，港人都普遍有广义的国民身份认同。但是后来事情有了变化，例如由2001年至2013年期间来港的「双非」问题，影响了一些市民的日常生活，引起本地人不满而出现排斥的情绪和行为。这情况就如近十多年来欧美的难民和移民问题一样，与当地市民和国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民生利益而表达不满的情形类似。
香港经历过近十多年来部分年轻人的政治认同迷失之后，现时除了要继续进行有关「两个认同」的教育宣传工作之外，也要著重「增进建国之知」，即社会各方协作，帮助年轻一代和广大市民增加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等的认知，进而「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正如港人参与内地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过程一样，要让港人对祖国的奋发前进、积极向上、寻求富强等有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想像和向往，才能凝聚民情；这是一个由认知、感情到立志、实行的必经过程。同时，要让年轻一代通过参与社会服务和香港的新发展，令他们觉得有所作为，可以发展个人的才能和兴趣。
在培养港人爱国之情的时候，要考虑香港市民的「中国性」特点。作者在之前发表的文章①中指出：「中国性」（Chineseness） 是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 （主要是海外）采用的一个概念，它在不同的学者笔下包含了中国或华人的文化特质、国民性、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等。基于历史发展、地理位置、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作为国际开放城市等原因，长期以来香港华人的「中国性」较为接近海外华人族群，显示出多重而复杂的身份认同和多元的文化认同。现时香港需要增强的，应是「一本多元」的「中国性」，即是以国民身份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为根本，保留面向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多角度的身份认同和多元的文化认同。
改革开放与香港的「全球性」
《决定》和《纲要》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和爱国主义的密切关系，因此一定要保护和发展香港的「全球性」（Globalness）。作者在之前发表的另一篇文章②中解释：用「全球性」一词来描述香港的独特性质，比起「国际化」和「独特优势」会较为准确，因为后两个名词较多是政策、方法和表征的描述，并侧重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方面，而「全球性」是深度、牢固和全面地嵌入香港的社会制度和运作、市民日常生活形态、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范畴的面向海洋世界和人类现代文明的特质。香港的「全球性」的核心要素和价值是自由开放、多元包容；东西方文明在香港得以交融和结合，而占大多数的华人与占少数的外国人可以长期融洽共处。这是香港赖以发展成为亚洲国际都会的重要因素，是港人极为重视与珍惜的特质，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士评估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指标。所谓「香港人」的「本地意识」，实质上是反映大多数港人的「中国性」和「全球性」的一体两面的特质，即不是单一的「中国人」的身份与文化认同，而是跨文明的多角度的身份认同与多元的文化认同。
2024年3月19日，国务院港澳办就祝贺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发表文章，称「香港的开放度、自由度将越来越高，联通性、包容性将越来越强，香港将更好地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可见中央至今仍然十分重视保持香港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元素。
因此，在香港弘扬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必须要同时维护及发展香港的「全球性」特质，尊重港人的本地意识、家乡情怀和国际视野，并且结合同舟共济、拚搏努力、灵活变通的「狮子山精神」或香港精神。
推动中华文化在香港创新性发展
《决定》和《纲要》指出了教育、科技、人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以及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香港在传承、巩固和实践「两个认同」时，要具备这样的视野。即是说，增强港人的「两个认同」不单是因为应该要这样做，也是为了令港人更有意识、更有热诚及更有能力地履行国民义务，参与国家事务，为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目标积极奋斗并作出贡献。
香港因为其「中国性」、「全球性」和独特优势，是有条件在新时代作出这样的贡献的，正如香港在晚清至民国初期的「西学东渐」及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曾作出的贡献一样。香港应积聚和培育更多的人才，致力探讨如何协助中国保持开放及「走出去」，继续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并且不断改革进步，符合国际规则、标准和管理，促进对世界和人类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
如何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中有系统性、有步骤地做到由认知、感情到立志、实行，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而作出贡献 ?如何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挑战，继续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和国际城市功能，为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努力 ?如何结合香港的「中国性」和「全球性」一体两面的特质，为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探索前进？这是香港市民需要和内地同胞一起研究的三大议题。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7-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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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可强 | 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总裁
本文梳理了香港市民对中华文化与国民身份认同的演进过程。在历史中，香港市民形成了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国国民身份认同（「两个认同」）。随著《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两份文件的出台，香港市民对中华文化与国民身份的认同感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巩固。我们应在历史发展基础上，考虑如何传承和巩固香港市民的「两个认同」，保持与扩大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特质和作用，结合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和当前国际形势，令香港能应国家所需，发挥香港在新阶段应有的功能。
港英时期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演进历史
在港英时期，港英政府统治香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英国的经济利益。在此大前提下，港英政府需要维持社会安定，方便其统治，因此在政策上会尊重占人口大部分的华裔居民的中华文化传统、风俗和生活习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香港和内地的居民一直自由来往，没有什么限制，因而港人与在内地的家乡可保持联系。他们来香港定居主要是为了谋生计，仍以中国人自居，并有强烈意识地去保存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这在新界地区更为明显。
由二次大战后至1970年代，因战乱、政治和经济等原因，大量内地居民涌入香港，加上香港战后一代的出生，香港人口增至四百万。在这三十多年内先后移居香港的中国人仍然自视为中国人，并有强烈的中华传统文化认同，而当时中国内地因各种政治因素未能对外开放，港人与祖籍的家乡或内地联系与交往较为困难，故其同来香港或在香港出生成长的子女自然会视香港为「家乡」，并逐步产生对香港的家乡或本土情怀，也就是所谓「香港人」意识的萌芽。
港英政府在其长期的管治中，当然不会去培育港人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但它亦一直容许市民和社会团体按照他们的政治立场，可分别在每年的10月1 日和10月10日公开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以及各自举办庆祝活动。这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默许民间有其不同角度的中国国民身份认同。1963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当中的新亚书院在1949年创办时，是以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及沟通东西文化为教育宗旨。另一方面，在香港市民的不断争取下，尤其是1960年代中起由大专学生发起的「中文运动」，使港英政府在1974年接纳中文为法定语文。不论是政府办理的官校，或宗教和社会团体办理的资助或私立中小学的校训和办学宗旨所反映的价值观，很多都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例如各自以「好学力行」「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自强不息」「勤、俭、忠、信」「爱、敬、勤、诚」「明德唯志、格物为勤」等为校训。
因为1960年代起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出于英国政府对香港回归后的政治谋略考虑，港英政府也著重培育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和参与感。例如港英政府在1960年代中开始，扩展大学教育，提供助学金等资助，让众多贫穷家庭的子女可入读本地大学，并借此培养本地专业人才和中上层公务员。此时，港英政府在学校推动的公民教育是非国家民族化的，只著重培养对本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要求年轻人了解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状况，并遵守香港法律。但在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期间，香港各界人士热烈参与《基本法》的咨询工作，众多的工商界及专业人士又积极走入内地，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这些都反映了留下来的港人在重新建构国民身份认同。 1991年5至6月间，中国内地共有1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发生水灾，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波及数百万人。 中央政府向全世界发出「救灾紧急呼吁」，香港市民随即掀起救灾热潮，演艺界更在跑马地马场举行长达7小时的演唱汇演；短短10日间，香港赈灾筹款总额达到4.7亿多港元，加上港英政府的5,000万港元，是当时境外捐赠最多的地方。香港民间如此广泛热烈的捐献，反映了民族同胞血肉相连之情，亦表现出一种国民身份认同。
在港英管治时期，香港人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国国民身份认同（「两个认同」）既同时存在，又有所发展。在华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香港，港英政府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传承及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在语文教育领域亦是中英并重。1949年之后，港英政府也同时默许有两个不同政治角度的中国国民身份认同的存在。虽然公民教育在任何国家都是从属于国民教育，但公民教育的价值观内容很多都普遍适用于不同国家；港英时期所推行的公民教育没有国民身份认同（无论是英国或是中国）的元素，故其内容基本上可以过渡及适用于回归之后。
回归后推动「两个认同」遭遇阻力和困难
由1997年回归祖国后到2019年爆发社会动乱期间，香港特区政府主动增强「两个认同」的工作方面，也曾有一些努力和进展。政府在2000 年前后推动教育改革，1999年教育统筹委员会的改革咨询文件《教育制度检讨：改革方案》强调学校教育首要推动德育、公民教育与中华文化，以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及勇于承担的精神。2002 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将德育及公民教育列为四个关键项目之一，提出香港需要培养学生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面的价值观，而学校教育应著重培育五项价值观，包括「国民身份认同」等，并鼓励学校把这五种首要价值与学校本身的办学理念、德育宗旨结合。其后本地绝大多数的中小学都积极推动德育、公民教育与中华文化教育，但因教育局奉行自港英时期以来一贯的「校本管理」政策，任由各校的落实工作各有各做，未有成效评估和政府的统筹监督，结果并不理想。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香港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普遍较高，但其后因为一些事件的影响，包括外国势力和激进反对派等的宣传，令部分年轻人把本土意识与国民身份认同对立起来。2012年，特区政府建议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拟计划将此学科列为必修科于当年9月新学年开展课程，以培育学生品德及国民素质，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普世价值。原本教育局已进行了广泛的咨询，并取得众多教育团体和学校的普遍同意；但部分激进反对派藉个别新编教材的一些字眼，攻击有关课程指引内容「偏颇」，反对当局强制学校推行，又曲解《基本法》是以永久性居民定义香港人而非「国民」。在一股抗议浪潮中，刚上任的新一届政府唯有在同年10月宣布搁置课程指引，由学校自主决定是否可开展国民教育科。到了2014年的非法「占领中环」，其后发展到2019年的社会暴乱，除了因为有外国势力和激进反对派的策划推动之外，亦反映了在相当数量的市民（尤其是年轻人）之中，缺乏对国家主权、「一国两制」、基本法及现代中国发展的正确认识。
2020年以来「两个认同」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鉴于2019年社会动乱严重破坏香港的安定繁荣及威胁国家安全，通过颁布实施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2021年5月《完善选举制度条例》、2024年3月《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法律，中央政府加强对香港落实全面管治权，协助特区政府恢复社会稳定，重新发展经济民生。在中央的指引、督促、支援下，特区政府亦积极采取各方面的措施，向全社会推动有关宪法、基本法、国安法以及中华文化、现代中国、爱国主义等教育、宣传和推广工作。
在过去几年，特区政府更著重加强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强化下一代的爱国情操及国家观念。政府参考《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架构》（2008）而编定的《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2021）旨在进一步支援学校培育学生正面价值观和态度，实践良好行为，让学生成为有质素的新一代，对社会有担当，具香港情怀、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文件指出，在十个首要培育的价值观和态度当中，培育学生的价值观和态度立根于中华文化，因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是学校的应有之义。香港经历大规模社会动乱后，必须加大力度推行国民教育的工作。学校应让学生从小正确认识国家历史，欣赏中华文化及传统价值观、学习尊重国家象征和标志（包括国旗、国徽、国歌），认识宪法和基本法，协助学生建立国家观念和公民责任心，促进他们思考作为中国人可以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国家作出贡献。
要探讨在历史新阶段如何继续传承和巩固香港市民对中华文化与国民身份的认同感，以及进一步实践和创新发展，需要参考中央近年的两份重要文件。
201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香港特区政府在新阶段须认真学习及研究《纲要》和《决定》两份文件，并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思考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如何做得更有效。以下是笔者摘取、综合及整理了两份文件中的四个相关方面的关键语句及关键词 ：
1、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香港要增强对国家的认同，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要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了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引导市民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
2、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香港要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
3、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4、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
由传承、巩固到实践、创新
回归前香港市民在民间积极维护及主动实践「两个认同」，而由1997年至2019年期间，特区政府和爱国团体也曾努力增强「两个认同」。我们要在这个历史发展基础上，去考虑如何传承和巩固香港市民的「两个认同」，保持与扩大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特质和作用，结合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和当前国际形势，令香港能应国家所需，发挥自身在新阶段应有的作用。
近几年来，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团体与机构在推动「两个认同」的工作时，积极协作，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办法，成绩是应予肯定的。只要坚定及持续地做下去，必定会有好的成效。本文著重探讨以下的整体性概念、原则和策略，希望香港能站高看及向前看，不单要巩固「两个认同」，更应进而为协助及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知、情、志、行与香港的「中国性」
因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中国恢复其合法席位，其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祖国的国际地位在港人心目中大大提高了，引致当时的香港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成为「觉醒的一代」，掀起了重新认识祖国的热潮。由1980年代初开始，众多港人参与了促进内地改革开放和基本法咨询的过程，增加了对奋进的祖国的认识和感情，实践报国之行。可以说，由1970年至2008年期间，港人都普遍有广义的国民身份认同。但是后来事情有了变化，例如由2001年至2013年期间来港的「双非」问题，影响了一些市民的日常生活，引起本地人不满而出现排斥的情绪和行为。这情况就如近十多年来欧美的难民和移民问题一样，与当地市民和国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民生利益而表达不满的情形类似。
香港经历过近十多年来部分年轻人的政治认同迷失之后，现时除了要继续进行有关「两个认同」的教育宣传工作之外，也要著重「增进建国之知」，即社会各方协作，帮助年轻一代和广大市民增加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等的认知，进而「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正如港人参与内地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过程一样，要让港人对祖国的奋发前进、积极向上、寻求富强等有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想像和向往，才能凝聚民情；这是一个由认知、感情到立志、实行的必经过程。同时，要让年轻一代通过参与社会服务和香港的新发展，令他们觉得有所作为，可以发展个人的才能和兴趣。
在培养港人爱国之情的时候，要考虑香港市民的「中国性」特点。作者在之前发表的文章①中指出：「中国性」（Chineseness） 是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 （主要是海外）采用的一个概念，它在不同的学者笔下包含了中国或华人的文化特质、国民性、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等。基于历史发展、地理位置、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作为国际开放城市等原因，长期以来香港华人的「中国性」较为接近海外华人族群，显示出多重而复杂的身份认同和多元的文化认同。现时香港需要增强的，应是「一本多元」的「中国性」，即是以国民身份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为根本，保留面向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多角度的身份认同和多元的文化认同。
改革开放与香港的「全球性」
《决定》和《纲要》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和爱国主义的密切关系，因此一定要保护和发展香港的「全球性」（Globalness）。作者在之前发表的另一篇文章②中解释：用「全球性」一词来描述香港的独特性质，比起「国际化」和「独特优势」会较为准确，因为后两个名词较多是政策、方法和表征的描述，并侧重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方面，而「全球性」是深度、牢固和全面地嵌入香港的社会制度和运作、市民日常生活形态、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范畴的面向海洋世界和人类现代文明的特质。香港的「全球性」的核心要素和价值是自由开放、多元包容；东西方文明在香港得以交融和结合，而占大多数的华人与占少数的外国人可以长期融洽共处。这是香港赖以发展成为亚洲国际都会的重要因素，是港人极为重视与珍惜的特质，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士评估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指标。所谓「香港人」的「本地意识」，实质上是反映大多数港人的「中国性」和「全球性」的一体两面的特质，即不是单一的「中国人」的身份与文化认同，而是跨文明的多角度的身份认同与多元的文化认同。
2024年3月19日，国务院港澳办就祝贺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发表文章，称「香港的开放度、自由度将越来越高，联通性、包容性将越来越强，香港将更好地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可见中央至今仍然十分重视保持香港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元素。
因此，在香港弘扬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必须要同时维护及发展香港的「全球性」特质，尊重港人的本地意识、家乡情怀和国际视野，并且结合同舟共济、拚搏努力、灵活变通的「狮子山精神」或香港精神。
推动中华文化在香港创新性发展
《决定》和《纲要》指出了教育、科技、人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以及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香港在传承、巩固和实践「两个认同」时，要具备这样的视野。即是说，增强港人的「两个认同」不单是因为应该要这样做，也是为了令港人更有意识、更有热诚及更有能力地履行国民义务，参与国家事务，为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目标积极奋斗并作出贡献。
香港因为其「中国性」、「全球性」和独特优势，是有条件在新时代作出这样的贡献的，正如香港在晚清至民国初期的「西学东渐」及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曾作出的贡献一样。香港应积聚和培育更多的人才，致力探讨如何协助中国保持开放及「走出去」，继续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并且不断改革进步，符合国际规则、标准和管理，促进对世界和人类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
如何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中有系统性、有步骤地做到由认知、感情到立志、实行，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而作出贡献 ?如何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挑战，继续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和国际城市功能，为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努力 ?如何结合香港的「中国性」和「全球性」一体两面的特质，为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探索前进？这是香港市民需要和内地同胞一起研究的三大议题。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7-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