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晶 |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主任

解英华 |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研究员

在数智时代的全新媒介环境下，文艺创作与批评在技术、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迎来了全新的挑战，传统文艺创作实践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化文艺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文艺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在此文艺创作和批评寻求变革思想指导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根本规律中，创造性提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根本所在，同时为数智时代的文艺创作和批评指明了方向。

数智时代的文艺创作必须以「人」为本

首先，中华文明首要的突出特性就是连续性，并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突出的创新性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中华文明总是在继承中创新性发展的。而蕴含于中华文明之中的中华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也同样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民创作出了无数经典不朽的文艺作品。虽然数智时代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内容创作形式和手段，以及更加多元的审美方式，但是「人」作为审美对象和创作者的根本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数智时代的文艺创作必须以「人」为本，重视文艺作品内容在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上的连续性及创作形式手段上的创新性，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和人类审美追求的艺术作品。

中华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创新性的艺术表达。从夏商周的礼乐文明到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儒、道美学思想，再到后来的玄学美学和禅宗美学，无不体现著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的连续性和创新性。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反映到文艺创作上，则具体表现为在审美表达上所追求的「尽善尽美」「中和之美」「文质统一」「与民同乐」「美善相乐」「天人合一」「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等审美标准；「道、气、象、有无、虚实、动静、妙、味、自然、清、远、巧、拙」等诸多审美范畴；「赋」「比」「兴」「以形写神」「古法用笔」「寓情于理」「情景交融」等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数智时代的媒介环境虽然新，但也是连续性和创新性的体现，换句话说，数智时代的媒介环境是将传统已有的媒介变成了自身的内容，并不意味著传统已有的媒介形式和文艺作品内容的消失和被取代。因此，虽然现如今我们身处数智时代，文艺创作的人文社会环境较之以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文艺创作的媒介和手段也日新月异，但是我们要想创作出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优秀文艺作品，离不开对这些以「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追求为对象确立下来的审美标准、审美范畴、审美命题和审美表达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强调认知与直觉的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对于文艺内容与形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统一性的追求，正是数智时代文艺创作的关键所在。2024年在Sora出现后的全新数智时代，以影视为代表的文艺作品在形式美层面可以较容易地实现质的飞跃。但是在内容美层面如何做到与形式美统一、如何在轻易获得使用制作文艺作品的技术的情况下克服技术滥用和价值抽空危险等一系列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

数智时代文艺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数智时代所创造出的媒介环境是完全以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关系为中心的。因此，艺术作品内容中如何反映和解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正是数智媒介环境的缺失之处。众所周知，技术不等同于艺术，掌握了先进的技术不一定能够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因为创意才是优秀文艺作品的灵魂。在以AR、VR、XR等虚拟现实技术、以ChatGPT、OpenAI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新媒介环境下，创意将会更加稀缺，艺术家们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水平将比任何时代都更能决定文艺作品的质量和效果。要想创作出更具时代感、前瞻性、民族性的艺术作品，艺术家们除了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关注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审美需求和思想情感的变化之外，还需要提高中国古典美学的修养和领悟中华美学精神的能力。这是由中华文明的突出的连续性所决定的。纵观历代中国文学艺术创新和发展的历史，都离不开对以往艺术成就的总结和继承。

最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也都贯穿于古往今来中国美学和艺术发展的历程。特别是盛唐，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也反映到了美学之中，多元并存、多元并重、多元融通的「盛唐气象」，充分说明了中华审美精神的巨大的包容性、和平性和开放性。在数智时代的媒介环境可谓是高度发达的「地球村」，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处在同一媒介环境下，并且有著高速的媒介互联互通，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出现背景是以跨地域、跨国家、跨种族为基础的，面向整个人类对象的智能生成工具，这意味著数智时代的文艺的繁荣更加离不开多元并存、多元并重、多元融通的创作理念。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正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范例。文艺创作如何包容性地吸收先进的、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文化；在文艺创作中突出本民族特点的同时，又以和平的方式吸收其他文化的先进理念进行综合性创新，是数智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智时代的文艺表现便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和平性。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是数智时代文艺评论的基本遵循

文艺评论的重要依据是美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如上所述，蕴含于中华文明之中的中华美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同样具有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五大突出特性，这五大突出特性也同样体现在中国历代的文艺评论之中。中国文艺评论历来反对脱离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东西（社会性的理性）而去追求感性形式的美，要求美必须具有社会的实质、内容，感性中应该有理性。这正是应对数智时代碎片化文艺创作和评论的最好方法。

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中的「风雅」「传统」「微言大义」的史笔追求，「正体与变体」的演变，无不体现著文艺评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的这种文、质统一的审美观，既强调了文艺社会的功用，又强调了文艺的审美价值。孔子追求美善统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美学批评尺度和「过犹不及」「无过无不及」原则，正是中国文艺评论统一性的高级体现。中国传统文艺评论中「中和为美」「以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等思想体现著对中华文明中的包容性和和平性的追求。正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使得中国文艺评论讲求「立意高远」「言之有物」「针砭时弊」「不偏不倚」「和而不流」「面面俱到」，将人生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同碎片化的闲言碎语区分开，将娱乐与教化统一起来，将「阴阳奇正」包容兼收，将冲突、争端和而为一。

在数智时代，重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传统，可以解除碎片化媒介环境带来的审美主体弱化和被动审美等问题。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极大地强调了「人」作为主体的审美感受或审美态度的重要作用，对于考察美与艺术在欣赏创造中和审美主体关系的问题对当下数智时代艺术创造的影响，具有十分宝贵的启示意义。

在数智时代的媒介环境下，通过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被动创作的文艺作品，在新技术条件下，主要通过符号、色彩和感官反应的结构化建构来进行审美赋予，这与上述注重主体主动审美能力的文艺鉴赏理论是相背离的。在中国文艺创作中，向来将「意」作为重点，而将传递意义的符号和结构看作次要的，因此主张「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词达而已」「意在言外」等，都是在说文艺作品能够传递主体内心感觉便是好的，而无需在意采取何种形式。前提都是人的灵魂面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内心情感和认知，至于传递媒介甚至是可以忽略的；而人工智能并不具备人的灵魂，因而对世界无法进行人类的感知和创造，所以无论形式上如何完美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只能给人以客观对象的审美感觉，而无法进行交流和传播意义上的审美。因此，人工智能虽然已经创作出诗歌、书法、油画、音乐等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在艺术底蕴和个性上仍然无法与人类作品相比较。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的审美观，已经很清楚地判断出人工智能时代文艺的重要性和无可替代性。

在后现代主义盛行，数字智能媒体高速发展的环境下形成的碎片化审美，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自古以来我们所追求的美善统一、情理统一、认知与直觉统一、人与自然统一的审美境界，更多的是以娱乐为目的，并不关注人生的终极意义。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以全人类的终极意义为追求，在审美中始终贯彻著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同时，中国文艺审美追求是超越媒介的，只要能达「意」，无论新旧媒介，任何形式都是可以的。所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是数智时代文艺评论的基本遵循，更是解决数智化时代碎片化和被动审美等问题的良药。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7-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