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沁
刚知道自己要去香港参加一场AI相关的会议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香港有AI吗？
毕竟，目前香港的大模型公司不是很多，可以查到的有：几家高校联合创办的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一位海归博士创办的Weitu AI等。
训练大模型耗钱耗算力。业内人士常说，没有上千张卡，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大模型的。互联网大厂买英伟达GPU，往往一出手就是几十万块芯片、数十亿美元。
AI更容易扎根于有广阔土地、有更多财力雄厚的科技与互联网公司的地方，而非寸土寸金的香港。
但等我真的来到现场，我意识到，搞基建不是香港的强项，但可以搞文化娱乐呀。
与其说这场会是关于AI行业，不如说是关于entertainment+AI，更多是讨论在音乐、影像、VR中用AI来创作，以及AI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内容生态。
在文娱产业上加上AI，没有搞AI基建的耗钱耗财，反而有AI的降本增效，直接到应用场景中盈利，轻盈而事半功倍。
香港的演唱会行业自不必说，GenZ世代的小孩大多都有去香港赶演唱会的经历。香港特区政府统计，2023年平均每月约有两名国际知名歌手举办观众人数过万人的大型演唱会，且大多举办不止一场演唱会。
香港往往是欧美、日韩流行明星登陆中国办演唱会的首选之地，如Coldplay、Conan Gray、宇多田光等等，不胜枚举。
电子音乐起源于欧美，Ultra电音节往年多在迈阿密、弗洛里达等美国城市举办，今年首次登陆香港，也是得益于香港连接中西方的禀赋。不少游客从东亚各个城市赶来，也有人坐十几小时飞机从美洲赶来。
演出当天9月14号，即使已经开场几小时（演出是从中午持续到晚上），在闲鱼上，一些转让Ultra门票的帖子仍然很火，一张帖子下面仍有三五十人标记“想要”。
美国电音歌手“Marshmello棉花糖”，是电音界的头部歌手，有着标志性的漫画风格头套，借此次Ultra香港音乐节，第一次来到中国，“没想到可以听到中国粉丝大合唱Happier，震耳欲聋”。
音乐节不是一门容易的生意：如何判断歌手是否能带票、在几线城市开、城市所在的文化土壤是否匹配、如何定价、如何选择场馆、如何管理观众、如何搞定安审和消防等等，都需要身经百炼的实操运营经验，而且文化产业多少带有运气的愿赌服输成分。
香港Ultra电音节现场 凑巧的是，笔者的朋友圈里，一位在香港看Ultra的朋友发出电音节现场灯光秀的视频，在同一天同一刻，另一位在另一个城市看演唱会的朋友，刚好在去的路上遇到演唱会因为不可抗力而取消，照片里街上人群拥挤到难以通行，说“地铁是无法呼吸的”。没有拉踩的意思，但这确实从侧面说明香港在举办文化活动上，有长期积累的经验。
此次Ultra电音节的组织方Zebra Labs的创始人李岱Scarlett Li，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音乐节老手。李岱在2008年创立了Zebra Media，并在中国一手操办了多场大规模音乐节，如斑马音乐节、电子雏菊嘉年华等等。
李岱在2021年创办了Zebra Labs，结合了元宇宙和AI虚拟角色。李岱原本打算退休，复出后创办Zebra Labs。一位投资人说，无论李岱复出后的新项目是做什么，他都会投，因为他信任创始人本人，以前李岱在内地开音乐节，办一场赚一场，而且跟各方打交道的麻烦事务，她都能搞定。
电音与AI，也是巧妙的搭配。如果说像民谣这种重人声的音乐，可能会因为加上AI而让观众产生“虚假”的感觉，但电子音乐（EDM，Electronic Dance Music）一出生便有虚拟、赛博的元素，加上AI音乐片段，反而合适。
在9月13号声动活泼与Zebra Labs联合举办的AI圆桌会上，电音乐手陈瑜Lona分享了自己用Ace Studio、Udio、Dance Diffusion等AI工具制作音乐的方法，并提及AI音乐如何在无声中改变了人们消费音乐的习惯：唱片公司开始购买由AI生成的15秒的音乐短片段，在抖音上大量分发这些短片段，来测试能不能火，如果某个短片段火了，再投入资金制作整首音乐。
中西交汇的香港，擅长学科融合。在这场AI圆桌会上，香港浸会大学的潘明伦教授说，他所领导的跨学科实验室，横跨了电影、音乐、视觉艺术、艺术科技、商业等几大学科。在现场，他演示了如何带队到广西，对瑶族舞蹈进行动态捕捉，再用AI生成虚拟人物进行舞蹈。
而声动活泼与Zebra Labs联合举办的这场AI交流会本身，与其说是会议，不如说更是一场party晚宴，一场欢聚。
内地的AI行业会议，大多商务风，上面演讲发布，下面一排排板正坐好记笔记。而这场交流会更加艺术风，礼裙西装是标配，更亮眼的是有乐手穿着金黄龙纹汉服配上小黑裙、十字架项炼的混搭风，跟中西交汇的香港很搭。
同样是为了social，内地饭局往往是十几个一开始就不认识的人同时在大圆桌上坐定一两个小时，吃完后跟大多数人还是陌生的。而Soho House的空间设计巧妙：五六个很小的圆桌，不适合坐着吃席，而适合每桌2-4个人站着聊天，随机碰撞，自发熟悉起来，再流动去下一个round，尽最大可能让互不相识的人有一对一接触或三四人小团体的机会。
AI圆桌会结束后的party，地点在Soho House 这是我第三次来Soho House。
第一次是研究生毕业的party上，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晚宴风。同学里有很资深的New York Times的老编辑，在接近退休的年龄重返校园。
第二次是去年在香港的一个活动，一群来自欧美澳的couple们，分成十几桌，流水席一般车轮战，四川麻将/香港麻将/台湾麻将各式各样，一位中国香港本地人现场画图教一位意大利先生如何打麻将。
然后这次，是看着一群东亚面孔（大部分是华人）的嘉宾，用英文讨论AI，即使大多数人会说中文。
这在中国香港并不奇怪。毕竟，台下既有美元基金投资人，也有来自美国、瑞士、日本、韩国等国的从业者。
一位投资人告诉我，美元基金降低内地市场投资热度后，不少外国投资者想投内地的AI公司但没法投，于是有些美元投资人会在中国香港活动，通过中国香港的公司来投资内地企业。
除了金融制度造就的资金优势，香港在地理上毗邻深圳，也有一波科技人才的流动。2023年8月，关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规划发布，河套坐落在香港与深圳交界的落马洲地区，方便两地科技人才融合。今年6月开园，中国科学院、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都有院所入驻。
而且，寸土寸金的香港，也有自己的AI基础设施建设。目前香港的数据中心，大多是为金融、虚拟货币而建，例如“将军澳工业邨”的Global Switch数据中心，面积约7万平方米，临近香港证券交易数据中心。
不过，一位家办人士告诉我，一家国资背景的机构，正在商谈在香港科学园建一个数据中心，用于AI大模型训练。香港也快有用于AI大模型的数据中心了。
也有国资背景的机构，商谈在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建数据中心，国内可以输出建设电力设施，“东南亚是后花园”。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有个共同之处，都利用超强的冷气，在有着荒蛮芭蕉叶的湿热地带，在室内创造出可以西装革履的温度，为了一种精英商业氛围。
当室内的商务结束，香港的夜生活开始了。在港岛的很多酒吧，夜生活如此热烈，以至于酒吧里座位满了，酒吧窗台外也站满了人，香港典型的狭窄坡道上还聚集了成群的欧美白人年轻人。
在超强冷气室里西装革履的精英们，此刻迎面浸在香港的湿热海风中，不得不脱下西装，搭在臂上，另一手拿酒杯饮冰。
一位投资人笑谈自己只有一个随身行囊、坐飞机全世界出差、在疫情期间封在办公室日日醉酒的生活。一位出生在东北亚、童年时期跨国来到中国、读国际学校、又待过欧洲的年轻人，一直体贴地为身边人拿揹包、递酒水。我问他在哪个地方会feel at home（有回家的感觉），他说没有，他也困惑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中国香港，即使谈科技，常常也没那么硬、而是更“飞”。一位穿着花衬衫、意大利美国混血的老哥告诉我，他的公司主打tech meets fashion（科技遇上时尚），在广东生产时尚配饰，再卖到美国。
香港与AI的相遇，不是高举高打型，而是像羽毛一般轻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