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刘兆佳

在中央全面、深化、大胆、进取、创新和睿智的改革方针下，“中国见顶论”提出的窒碍中国长期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将会得到妥善和有效的处理。中国的发展不但不会“到顶”，反而将会是屡创高峰。那些“孜孜以求”中国经济走向衰败并不断“唱衰”中国的人将难免会彻底失望和沮丧，“中国见顶论”可以休矣。

过去几年，美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提出一种“中国见顶论”（“peak China”）的悲观观点，内容无非是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经济增长乏力，印证了中国的发展已经到顶，未来将要不可逆转地走上下坡路。美国政治学家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和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有点幸灾乐祸地于2021年在《外交事务》中写道：“欢迎来到‘中国见顶’时代。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常常以悲剧告终的弧线：令人眼花缭乱的崛起，随后是出现严重衰退的幽灵。”这些人认为，中国发展到顶一方面会减少中国对美西方安全和利益的“威胁”，但同时也会削弱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所能作出的贡献。这些人更为虚妄的看法，是中国领导人将会趁中国尚未严重衰落前用武力收复台湾，否则便会为时已晚。

持“中国见顶论”的人相信，中国日后的发展受到一系列 中国无法克服的“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也因此无法如不少新兴经济体般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宿命。然而，相信“中国见顶论”的人其实通常也是西方中心论者，总是认为所有不依循西方发展模式发展的国家最终都没有办法成为发达经济体，反而陷入在中等发展水平上长期停滞乃至走向衰败的形态，而曾经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也难逃厄运。他们几乎完全漠视西方发展模式无论在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早已被唾弃的现实。更令人慨叹的是这些人总是从静态和偏执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不明白中国发展成功是基于领导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拥有能够从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敢于创新、胆量过人和持续进步的智慧和能力。

平心而论，持“中国见顶论”的人提出的窒碍中国发展的因素并非毫无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在长时间急剧发展后所面对的一些重大难题，但那些因素却并非不可以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克服。不久前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明确宣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通过全面和深化改革认真彻底处理那些“结构性”因素的决心、胆色、睿智和能力。

首先，“中国见顶论”认为，中国政府过度干预和控制市场对释放经济潜力和推进经济发展不利。对此，中央决心在中国建构公平、有序和高效的市场体系，并让它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决定》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决定》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强公平竞争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第二，“中国见顶论”认为，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窒碍那些对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提升生产率和科技创新有利的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发展。针对民营企业，《决定》提出：“坚持致力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建设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决定》对外资也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包括“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金融业务试点。”今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将在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科技发展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担负重要角色。

第三，“中国见顶论”认为，劳动力萎缩和人口快速老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从长远来看，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降低中国的生产力和经济成长潜力。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中国将会采取政策和措施提升国民的生育率，并更好挖掘老化中劳动力的潜力。《决定》提出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机制，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为了应对劳动力减少，《决定》提出“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从而减少劳动者因为年龄增长、原有的技能不符合市场需要而失业或只能从事低技术工作的苦况。更重大的举措是“发展引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发达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基本达65岁以上；一些发达国家更会为老年劳动力提供多种多样的职业培训。逐步提高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有助于弥补因为人口老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事实上，应对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的最佳办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提升日渐减少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率。《决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发展那些“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与此同时，要“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中国见顶论”认为，在美西方的持续遏制和打击下，中国的国际经济发展空间将会收窄。它认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影响中国获得市场、技术和资源的机会，进而影响其经济成长。诚然，美西方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为了扩大中国的发展空间，中国一方面加大地外开放的步伐，另一方面则锐意推动“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容和发展。《决定》要求“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新的“一带一路”合作计划更符合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从而更有效能和可持续性。《决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重大举措包括“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包括“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开放合作环境”；也包括“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推进对外贸易的扩张。为了突破美西方对中国在科技上的封锁，《决定》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让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决定》提出要“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移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此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第五，“中国见顶论”认定内需不足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尤其是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并指出中国的税收、福利、医疗、教育和退休制度迫使老百姓要做好各种“积谷防饥”的部署，导致他们不愿意也不敢积极消费，从而带来内需长期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正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这项转变促使中国必须加大力度提振内需，当中涉及到解决收入不平等、改善社会福利和促进国内消费等挑战。为了提振内需，更为了防范通缩，《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包括：“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决定》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支持公益慈善事业。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所有这些举措的目的是要让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并减少他们对过度储蓄的需要，让中国的内需得以更多地释放出来。

第六，“中国见顶论”强调中国的债务沉重，特别是地方债务过大严重牵制经济发展，而高债务水平又引发各方面对中国成长模式可持续性的担忧。因此中央决定出手减缓地方债务压力，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和通过增加中央的责任来减少地方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决定》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张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非税收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支出，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展望将来，地方的财政和债务压力会逐步得到纾缓。

第七，“中国见顶论”认为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导致了污染和资源枯竭等严重环境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投资，并可能影响经济成长。对此，《决定》提出一系列强有力政策和举措来改善环境，主要是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短期投放较多资源来改善环境将能为中国的长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更牢固的基础。

最后，“中国见顶论”突出金融风险对中国发展的牵绊。它认为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影子银行、不良贷款和缺乏透明度等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影响经济成长。《决定》提出要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中央会制定金融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督协同。这些举措连同上面所讲到的中央开阔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政策将让地方政府减少依赖卖地和举债来支付开支的需要，防范地方政府债务过重的情况发生。长远而言，这些举措将大幅减少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让中国经济得以在稳定和积极的金融环境中茁壮成长。

总的来说，在中央以全面、深化、大胆、进取、创新和睿智的改革方针下，“中国见顶论”提出的窒碍中国长期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将会得到妥善和有效的处理。如此一来，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获得无穷的澎拜动力。中国的发展不但不会“到顶”，反而将会是屡创高峰。那些“孜孜以求”中国经济走向衰败并不断“唱衰”中国的人将难免会彻底失望和沮丧，而“中国见顶论”也就可以休矣。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4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