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紫荆文化论坛暨“紫荆·院士开讲”在香港君悦酒店开幕。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出席并致辞，他表示，在新的起点，香港更有条件和能力在国家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作出新的贡献。同时，需要纠正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错误认知，争夺“一国两制”国际话语权，讲好“一国两制”实践的香港故事。致辞全文如下：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并开始实施史无前例的 “一国两制” 方针。然而，在内外敌对势力的不断干扰和破坏下，虽然 “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大体上成功，但却难言全面和准确落实。值得庆幸的，是过去几年中央一连串拨乱反正政策和措施有效地扭转局面，让 “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制定了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方针，并以它来作为与英国谈判所谓“香港前途问题”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不但纳入国家宪法之中，也成为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核心内容。“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包括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保持香港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香港原来的生活方式则包括香港居民一直享有的高素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社会多元化。“一国两制”必然和合理地包含了“爱国者治港”和“行政主导”的要求。与此同时，香港必须切实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防止香港变成“颠覆基地”，而香港也必须尊重中央在香港所享有的权力和所承担的责任。香港的民主发展更必须在不损害“一国两制”和不危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推进。“一国两制”的初心，是要促进国家的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让香港得以利用其独特的制度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挥独特的作用。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的立场早已由“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作出了全面和清晰的阐述。

然而，回归后的长时间内，在内外敌对势力肆无忌惮的干扰和破坏下，“爱国者治港”和“行政主导”无从说起，香港陷入无休止政治动荡和管治失效的困局，最后更演化为2019-2020年的大规模的暴乱。尤其严重的，是香港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更被美西方用作遏制中国崛起的棋子。长期的政治失序也窒碍了香港的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民生改善，而香港也难以充分发挥其对国家现代化应有的作用。

从2019年开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的政策和措施，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和彻底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把内外敌对势力从香港的管治架构和香港社会驱逐出去。中央的行动不但消除了香港作为国家安全的隐患，也让“爱国者治港”和“行政主导”成为事实。今年三月，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对香港的宪制要求，并进一步完善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在国家安全法律下，香港居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权得到更好的保护。当然，“反中乱港”分子也失去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在西方国家其实也不存在。今天的香港虽然面对不少经济和民生难题，而且又受到美西方不断的打击和遏制，但却可以在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上实施有效管治和建构有为政府。同时，在中央的领导和指导下，香港也可以通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快香港的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民生改善。香港更可以在不受内外敌对势力的阻挠下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和国情教育，强化香港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让 “人心回归”最终得以实现。在这个新的起点上，香港也更有条件和能力在国家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对中央而言，过去几年香港的变化，标志着“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大体上全面和准确落实，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初心和目标。对绝大部分香港居民来说，过去几年香港的发展是令人欣慰和催人奋进的事态发展。尽管香港仍然面对着众多的艰难和挑战，但在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香港居民对香港的未来绝不悲观。

不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全面和准确实施不但没有引来美西方的赞誉，反而引起它们对香港的恶意诋毁和无理“制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中央的拨乱反正粉碎了它们在香港的代理人造乱夺权的图谋，也令它们把香港变成“颠覆基地”的阳谋落空。在不甘心和不死心的心理作祟下，美西方的政客、学者和媒体声嘶力竭散播香港“一国两制”已死的谰言，其中的重点是中国政府违反了其对“一国两制”的承诺、大幅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压制香港的自由人权法治、并且违背了对香港民主发展的“承诺”。

在中美大国较量愈趋激烈的大环境下，美西方对中国政府和香港的抹黑、诋毁和“制裁”将会无日无之、更会变本加厉。长期以来，美西方都竭力宣扬一套对“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并以此作为谴责中国政府在“一国两制”问题上背信弃义的“理论”依据。这套“另类诠释”的核心内容包括：《中英联合声明》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法律基础和认受性来源；把回归后的香港当成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和受到美西方特殊照顾和保护的地方；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理解为“完全自主”、把香港当成“独立政治实体”；否定香港有履行对基本法第23条进行本地立法来捍卫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不接受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在回归后的新宪制秩序；把香港的“西方式”民主发展当为“一国两制”的首要目标；把“一国两制”理解为主要是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的举措、罔顾其作为“国家优先”的大政方针的本质；把普通法当成是解释基本法的唯一方法、否定基本法是一部全国性法律的本质；把香港与内地愈趋紧密的经贸关系当为高度自治的陨落；任何在香港推行的国民教育都被妖魔化为政治“灌输”或者“洗脑”教育。

毋庸讳言，美西方这套对“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在西方大行其道，并得到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的认同。长期以来，内外敌对势力在香港不断在媒体、学校和社会上大力宣扬这套歪理，不少香港居民特别是年轻人深受蛊惑，并在它们的煽动下干了不少祸害香港和国家的勾当。今天，在“爱国者治港”、“行政主导”和“反中乱港”分子被压制的环境下，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拥有难得的机会和条件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手段逐步肃清这种对“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的余毒。不过，在国际社会上如何纠正不少人特别是西方人对“一国两制”的错误认知仍然是一桩任重道远但却又非常迫切的任务。这方面的工作涉及到对“一国两制”的国际话语权的争夺，需要中央、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睿智地、有计划地共同推进。当国际社会清楚明白到香港在过去几年的事态发展的本质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重归初心和重回正轨的过程后，各方面对香港“一国两制”乃至香港的未来的信心便会逐渐上升，而香港作为美西方用来遏制中国的棋子的作用也会随之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