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鸣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本届特区政府非常在意本港“抢人才”工作。有社会团体上个月曾进行了一项关于人才情况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透过“抢人才”计划来港的人才当中,有78%的人已在港就业,还有22%的人“暂时未就业”。其中的“家庭收入”一项,68%的超过5万元,32%的的超过10万元,高于全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数(3万元)。
有乐观者认为,该项调查说明“抢人才”成效显著,接近八成就业,且收入总体较高;有悲观者认为,22%的人才“暂未就业”值得关注,香港的失业率保持在3%左右,几乎是全民就业。人才“暂未就业”高达两成,说明“抢人才”效果并不理想。
应该说,以上两个看法都各有各的道理,两种观点的争论,其实有利于查漏补缺,理清思路,推进“抢人才”大招向“留人才”实招转变。
客观看待“暂未就业”
22%的人才“暂未就业”,这个数字看起来惊人,尤其是与香港3%的失业率放在一起比较,更显得突出。但应注意到,调查的时间是7月份,获批来港的“高才通”人才绝大多数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6月份是毕业季,7月份刚到港领取签证,由于来港时间很短,这部分人才“暂未就业”是正常现象。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暂未就业”与“失业”划等号。
尽管这个数字并不能准确反映真实的就业情况,但也应引起重视。特区政府推出“抢人才”的方向是对的,效果也很显著。但应该看到,这轮“抢人才”有两个背景:
其一, 政府“抢人才”有“应急背景”。众所周知,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本港出现了人才流失现象,到2022年末,香港人口临时数字为733.32万人,跌至谷底。不仅高端人才流失,劳工也流失,为此,特区政府出台了“抢人才”和“引进外劳”的政策。既然有“应急”的成分,必然侧重于“立马见效”,而不拘泥于细节。
其二,人才“抢入港”有“从众心理”。香港对内地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有较强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三点:首先,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资讯发达,国际联系广泛;其次,香港市场经济成熟,职场文化与内地不同,不“拼爹”、不“内卷”、重实战;再次,香港的社会福利好。一些人并未留意香港的经济结构单一,自己所学的专业在香港的需求并不多,心想反正有两年的“缓冲期”,抱著“先抢一个香港身份”的想法而来。
基于以上两个背景,对“暂未就业”的情况须高度关注。如果“人才来得多、走得快”成为一种现象,将会减弱香港对人才的吸引力,对香港长远发展也会造成负面影响。
“留人才”比“抢人才”更难
立法会7月16日发布的最新文件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共收到逾32万宗申请,近20万宗获批,超过13万名人才已经抵港,同时带来超过12万名受养人。其中,抵港的“高才通”人才近5.7万名,随行家属6.1万人。来港人才主要从事金融、创新及资讯科技和商贸等行业,这些均是香港的核心产业。由此可见,“抢人才”的效果不错。
但应看到,“留人才”远比“抢人才”风霜雨雪、天荆地棘。在笔者看来,其“难”有三:
其一,难在行业兴衰变化莫测。香港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金融、房地产和各类专业服务,全球经济疫后恢复乏力,地缘政治冲突不断,未来香港经济的不确定性很大。如果来港人才长时间找不到心仪的岗位、获得满意的薪资,却要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必然萌生去意。
其二,难在计划与市场对接。政府“抢人才”的用意很好,不断降低门槛,力求吸引更多高才、专才来港,但雇主用人则有严格的标准,且“惜岗如金”,若不能产生效益,不会多设一个岗位。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若政府所引之才,并非雇主急需,或虽然需要但薪资水平不高,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人才屈就不适合自己的岗位,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二是人才最终离开香港,另谋高就。
其三,难在配套服务。比如,来港人才的子女没法到名校“插班”就读。有来港人才表示,孩子若不能在香港读名校,不如留在深圳的学校。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折射出“留人才”须在配套服务上下功夫,要让人才“居港无忧”,还有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需要做。
“抢”与“留”须“一盘棋”
笔者留意到,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设有人才服务办公室,为来港人才提供各类服务,这说明政府早已考虑到“抢人才”与“留人才”的衔接。但若从更高层面看,还须从顶层设计上谋划。具体来讲,可以概括为:“一对标”“两配套”。
其一,人才计划与“两高”对标。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是对香港的一个新定位,实质上明确了香港引进人才的标准是“两高”: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是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确定的,香港不仅要吸引自身发展需要的人才,更要为国家发展、特别是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对照“两高”标准,香港至少在三个方面还有差距。一是人才来源地不够广泛,“抢人才”的九成来自内地,“国际性”不够;二是“国际高端人才”的比重不大。“年薪250万”是衡量高端人才的主要指标,但并非唯一指标,还应制定更详尽的标准。同时,“年薪250万”人才的总量不多。三是“集聚高地”的制度尚未形成。香港要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需要形成人才“引、育、用、留”的一系列制度,现在还未“开篇破题”。
其二,人才计划要与产业规划配套。香港正在打造“八大中心”;“八大中心”涵盖了香港的重点产业,但这不是全部,香港应制定长远的产业发展规划,特别是因应国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局,好好谋划一番,香港应该如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如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布局未来产业,有些产业可以与国家战略对接。香港的人才计划与产业规划对接,配合产业发展。
其三,人才计划要与社会服务规划衔接。香港要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将带来两个变化:一是人才总量将大增加,二是人才对“港式生活”的要求将大提高。香港须对社会服务体系进行系统性地规划。比如,学校、医院、康乐设施、社会救助的数量要增加、等级要提升、服务水平要改善。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2024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致辞中指出:“大家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势,不能用昨天的旧思维解决今天的新问题,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维、新办法、新路径解决面临的问题”。
夏宝龙的这段话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就 “抢人才”而言,不能简单地“一抢了之”,重点还在于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激活人才潜能。因此,香港需要从长计议!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本文原刊于《信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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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屠海鸣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本届特区政府非常在意本港“抢人才”工作。有社会团体上个月曾进行了一项关于人才情况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透过“抢人才”计划来港的人才当中,有78%的人已在港就业,还有22%的人“暂时未就业”。其中的“家庭收入”一项,68%的超过5万元,32%的的超过10万元,高于全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数(3万元)。
有乐观者认为,该项调查说明“抢人才”成效显著,接近八成就业,且收入总体较高;有悲观者认为,22%的人才“暂未就业”值得关注,香港的失业率保持在3%左右,几乎是全民就业。人才“暂未就业”高达两成,说明“抢人才”效果并不理想。
应该说,以上两个看法都各有各的道理,两种观点的争论,其实有利于查漏补缺,理清思路,推进“抢人才”大招向“留人才”实招转变。
客观看待“暂未就业”
22%的人才“暂未就业”,这个数字看起来惊人,尤其是与香港3%的失业率放在一起比较,更显得突出。但应注意到,调查的时间是7月份,获批来港的“高才通”人才绝大多数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6月份是毕业季,7月份刚到港领取签证,由于来港时间很短,这部分人才“暂未就业”是正常现象。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暂未就业”与“失业”划等号。
尽管这个数字并不能准确反映真实的就业情况,但也应引起重视。特区政府推出“抢人才”的方向是对的,效果也很显著。但应该看到,这轮“抢人才”有两个背景:
其一, 政府“抢人才”有“应急背景”。众所周知,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本港出现了人才流失现象,到2022年末,香港人口临时数字为733.32万人,跌至谷底。不仅高端人才流失,劳工也流失,为此,特区政府出台了“抢人才”和“引进外劳”的政策。既然有“应急”的成分,必然侧重于“立马见效”,而不拘泥于细节。
其二,人才“抢入港”有“从众心理”。香港对内地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有较强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三点:首先,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资讯发达,国际联系广泛;其次,香港市场经济成熟,职场文化与内地不同,不“拼爹”、不“内卷”、重实战;再次,香港的社会福利好。一些人并未留意香港的经济结构单一,自己所学的专业在香港的需求并不多,心想反正有两年的“缓冲期”,抱著“先抢一个香港身份”的想法而来。
基于以上两个背景,对“暂未就业”的情况须高度关注。如果“人才来得多、走得快”成为一种现象,将会减弱香港对人才的吸引力,对香港长远发展也会造成负面影响。
“留人才”比“抢人才”更难
立法会7月16日发布的最新文件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共收到逾32万宗申请,近20万宗获批,超过13万名人才已经抵港,同时带来超过12万名受养人。其中,抵港的“高才通”人才近5.7万名,随行家属6.1万人。来港人才主要从事金融、创新及资讯科技和商贸等行业,这些均是香港的核心产业。由此可见,“抢人才”的效果不错。
但应看到,“留人才”远比“抢人才”风霜雨雪、天荆地棘。在笔者看来,其“难”有三:
其一,难在行业兴衰变化莫测。香港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金融、房地产和各类专业服务,全球经济疫后恢复乏力,地缘政治冲突不断,未来香港经济的不确定性很大。如果来港人才长时间找不到心仪的岗位、获得满意的薪资,却要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必然萌生去意。
其二,难在计划与市场对接。政府“抢人才”的用意很好,不断降低门槛,力求吸引更多高才、专才来港,但雇主用人则有严格的标准,且“惜岗如金”,若不能产生效益,不会多设一个岗位。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若政府所引之才,并非雇主急需,或虽然需要但薪资水平不高,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人才屈就不适合自己的岗位,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二是人才最终离开香港,另谋高就。
其三,难在配套服务。比如,来港人才的子女没法到名校“插班”就读。有来港人才表示,孩子若不能在香港读名校,不如留在深圳的学校。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折射出“留人才”须在配套服务上下功夫,要让人才“居港无忧”,还有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需要做。
“抢”与“留”须“一盘棋”
笔者留意到,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设有人才服务办公室,为来港人才提供各类服务,这说明政府早已考虑到“抢人才”与“留人才”的衔接。但若从更高层面看,还须从顶层设计上谋划。具体来讲,可以概括为:“一对标”“两配套”。
其一,人才计划与“两高”对标。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是对香港的一个新定位,实质上明确了香港引进人才的标准是“两高”: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是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确定的,香港不仅要吸引自身发展需要的人才,更要为国家发展、特别是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对照“两高”标准,香港至少在三个方面还有差距。一是人才来源地不够广泛,“抢人才”的九成来自内地,“国际性”不够;二是“国际高端人才”的比重不大。“年薪250万”是衡量高端人才的主要指标,但并非唯一指标,还应制定更详尽的标准。同时,“年薪250万”人才的总量不多。三是“集聚高地”的制度尚未形成。香港要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需要形成人才“引、育、用、留”的一系列制度,现在还未“开篇破题”。
其二,人才计划要与产业规划配套。香港正在打造“八大中心”;“八大中心”涵盖了香港的重点产业,但这不是全部,香港应制定长远的产业发展规划,特别是因应国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局,好好谋划一番,香港应该如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如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布局未来产业,有些产业可以与国家战略对接。香港的人才计划与产业规划对接,配合产业发展。
其三,人才计划要与社会服务规划衔接。香港要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将带来两个变化:一是人才总量将大增加,二是人才对“港式生活”的要求将大提高。香港须对社会服务体系进行系统性地规划。比如,学校、医院、康乐设施、社会救助的数量要增加、等级要提升、服务水平要改善。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2024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致辞中指出:“大家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势,不能用昨天的旧思维解决今天的新问题,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维、新办法、新路径解决面临的问题”。
夏宝龙的这段话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就 “抢人才”而言,不能简单地“一抢了之”,重点还在于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激活人才潜能。因此,香港需要从长计议!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本文原刊于《信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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