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 林东晓

7月10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通过《2024年成文法（杂项规定）条例草案》，将散见于多部本地法例中的“女皇陛下”“总督”等陈旧殖民词汇替换为“中央或特区政府”“行政长官”等符合香港宪制地位的表述。新规将于8月19日生效。此次修法被各界寄予推动香港“去殖民化”进程提速的厚望，引发广泛关注。香港的“去殖民化”需放在全球视野、历史眼光中去看，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拥抱这一历史进程。

香港“去殖民化”持续提速

香港市民和内地社会普遍存在这样一个疑问：为何香港回归27年仍未全部废除过时的殖民法律术语？可见，各方期盼香港“去殖民化”进程提速。

实际上，香港法律“去殖民化”进程持续在推进。香港基本法明确指出，香港原有法律只有在不同该法抵触的前提下，方可予以保留。显而易见，首先不得抵触的就是基本法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因此，识别和修订香港回归前的原有法律表述，使之符合基本法并体现香港已回归祖国的宪制地位，是最早被提上日程的工作。这项工作被称为“法律的适应化修改”。

考虑到香港法例卷帙浩繁，为提高法律适应效率，回归初期对大部分法律条文暂不作改动，而是通过“立法解释”赋予其新涵义。1997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明确原有法律名词或词句在解释时一般需遵循的替换原则。随后，香港特区制定《香港回归条例》《释义及通则条例》加以落实和细化。例如，法律原文中的“女皇”应视语境解释为我国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区政府、“总督”应解释为行政长官、“英国枢密院”应解释为特区终审法院，等等。这些尚不至影响法律的理解和适用。

回归以来，特区设立专门的法律改革委员会，特区政府不定期向立法会提交法案，对法例进行“打包”修改，以新政权机关的规范表述正式“替代”原有殖民字眼，进一步推进法律“去殖民化”。近年来，这项工作明显加速。与此同时，香港“去殖民化”实践也存在一些误区，形成历史欠账。在法律领域，突出表现为条文中仍保留殖民统治机关的名称。从更广的范畴看，殖民统治标识、制度、文化被混淆为“两制”的组成部分，不加甄别地概括承受、照单全收，致使殖民势力反扑风险演变成从意识形态到管治秩序的系统性现实威胁。

香港加速“去殖民化”是捍卫国家安全的需要。由于“殖民史观”横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殖民统治血泪史被包装成自由繁荣的“王道乐土”叙事，成为打击和否定特区新管治秩序的参照物。由于国民教育缺位，香港回归后出生的激进分子出现“恋殖”心态，“怀念”甚至企图恢复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殖民统治。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暴徒上街挥舞英国旗、“港英旗”，叫嚣“归英”主张，还有人幻想美国大兵登陆香港展开“新殖民”。香港安定下来之后，西方一些“教师爷”出于文化层面的傲慢和偏见，对香港国安法及其实施妄加攻击和抹黑。香港终审法院个别海外法官“辞职”并对香港法治大放厥词。

可见，当前香港“去殖民化”，仍有待在涉及主权与治权、宪制和法治、警察和法庭等“高政治”领域深入推进，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体系化地向社会各层面延伸。否则，难言已铲除“乱”的土壤，筑牢“治”的根基。特区政府强调，将持续修改或更新相关法例。近年来，特区纪律部队以中式步操取代英式步操，以汉语口令“知道，长官”替代英语口令“Yes, sir”，以“更胜一筹”的国产警枪取代左轮洋枪。

全球“去殖民化”浪潮的启示

自十八世纪下半叶起，世界“去殖民化”浪潮已激荡两个半世纪，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还深入思想、制度、文化等领域。各国“去殖民化”实践的具体特点有所差异，但最终目标都是彻底清除殖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完全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全方位筑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社会根基。

“去殖民化”是必须闯过的历史关口。美国作为最早挣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去殖民化”斗争漫长而激烈。1765年，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征收“印花税”，引爆独立战争。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后，纽约市民推倒英王乔治三世塑像，将之熔化并重铸成1800公斤重的子弹，投入抗英战场。36年后，美爆发“第二次独立战争”，经三年苦战，才比较彻底地解除英国施加的外部军事威胁、瓦解内部亲英势力，巩固国家独立和民族意识。又过20多年，随著“文化独立运动”兴起，美国文化才得以“脱欧自立”。再过20多年，经过四年“南北战争”，才清除殖民者留下的奴隶制。从抗税到废奴，美“去殖民化”经历了三场战争，至少持续了100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指出，全球范围内殖民统治的结束距今不过60多年，可见“去殖民化”进程远未终结。

“去殖民化”必然绕不过去除殖民统治标识。2014年以来，印度为了“清除几代人背负的殖民耻辱感”，推动了宪制层面的系列改革。如，将国名从殖民者命名的“印度”改为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婆罗多”；移除首都的英王乔治五世雕像并把 “国王大道”改为“责任大道”；公布去除英军“圣十字标志”并增加梵文格言的海军军旗；将刑事法律从名称到内容进行印度化，以清除其中的“殖民奴役制度”；将主要城市的名称从英语拼写“正名”为印地语拼写。印度学者指出，移除殖民标识的用意就是要摆脱“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欧洲的”陈旧殖民心态。然而，印度的“去殖民化”也掺杂了政党政治的现实利益算计，造成了政治、宗教等层面的社会撕裂。

“去殖民化”必然要求强化国家观念。如，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之后，中国政府颁布《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按照大陆各省市的方位对台北的街道重新命名，使之俨然构成一幅微缩的中国版图。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从公务员队伍的改造入手，有机整合东西方优势实行制度层面的“自主创新”，并在司法、教育、国防体系等方面推行彻底的爱国主义教育。坦桑尼亚长期致力于提升土著语言斯瓦西里语的地位，推动其取代英语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近年来，仍沿用普通法的英国前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等国，已不允许英国大律师到当地出庭。

“去殖民化”必然凸显民族意识。如，澳大利亚1984年起不再沿用英国国歌，2020年则进一步修改国歌的歌词，将对国家的称颂从“年轻而自由”改为“团结和自由”，以反映原住民长期在此生活的历史，推动白人与土著的融合。

近年来，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推动国家更名为民族色彩浓厚的“奥特亚罗瓦”（意为“绵长白云之乡”），推动去除现有国旗上的英国米字旗图案，代之以新西兰国花银蕨。1996年，韩国政府为了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拆除了虽然气派但象征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原“总督府”大楼。

“去殖民化”正在全球文化领域掀起新风潮。各国高校、学术界推动改变以西方为中心的教学大纲和研究方法。在西方，“去殖民化”也渐成政治正确。在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等在志愿团体的推动下，主动向各国归还殖民时代劫掠而来的文物。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提出向非洲归还文物。印度、马里、贝宁等国要求前宗主国归还掠走的文物和珠宝。

香港“去殖民化”是长期而系统的工程

香港法律“去殖民化”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可汲取世界“去殖民化”浪潮的丰富经验，统筹规划、体系化推进香港“去殖民化”进程。

一是确立发展眼光，打破“去殖禁忌”。“五十年不变”的对象是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而非殖民主义。事实上，香港的主权治权管治架构，从回归之日起就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历史趋势看，这样的变革必然向思想、制度、文化等领域纵深推进。殖民者强加于香港的文明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必然解体。历史在前进，需摒弃事事处处保留殖民时期原样、照搬照抄前宗主国既有做法的“遗老”心态和教条思想。就算“去殖民化”是“漫长而激烈”的硬骨头，也非啃下不可。“去殖民化”既为历史潮流、必过关口，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就不应继续被视为言论禁区。诸如修法、改地名、移除殖民标识、推动文化发展创新等问题，可允许理性讨论、厘清轻重缓急并凝聚共识。

二是增强国家观念，反对“区隔思维”。爱国是具体、现实的而非抽象、虚无的。香港“去殖民化”需要巩固管治机构、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忠诚，依法全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形成支持配合国家在政治、司法和文化等领域捍卫主权的强大合力，修复被歪曲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去殖民化”还需要坚决反对把香港视为“前殖民地”的错误倾向，反对由此衍生的“港独”“本土”“香港民族论”和“大香港主义”等错误思潮。一些势力曾以“解殖”为名企图以“宗主国”的转换来指代香港回归，把中国看作香港新的宗主国，所谓“解殖”指向“港独”，充当港版“颜色革命”的理论帮凶。这是需要坚决反对的。

三是巩固文化自信，反对“殖民心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摆脱“西方中心观”和“殖民史观”的影响。以法官佩戴假发为例，2008年英国已修改规定，除了刑事办案法官之外，大多数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可以不再佩戴假发。尽管该传统已有300多年，但“法庭不是旅游景点，保不保留传统无关紧要”。香港也没必要回避相关讨论。法治需要与时俱进。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也可以探索发挥“调解”这一东方智慧的作用，闯出由香港特色的普通法发展之路。推而论之，香港需要探索构建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为传承中国民族的精神命脉作出应有贡献。

四是坚持包容团结，避免撕裂封闭。香港“去殖民化”的底气在于近30年“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带来的自信。为此，需要保持对不同主张的兼容并包，维护社会的团结与和谐，稳妥推进“去殖民化”改革，避免出现激进举措所导致的政治、宗教和族群撕裂。同时，“去殖民化”也不等于闭关自守。习近平主席指出，“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这是香港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香港居民很珍视，中央同样很珍视。”为此，香港需要保持开放胸襟，继续增强“国际化”特色。同时，包容和多元是双向的，各方也需推动国际社会尊重香港“去殖民化”的进程。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4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