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鸣

不久前闭幕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第27条阐述“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时有这么一段话：“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值得关注的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个新提法，这是中央对香港、澳门的新定位。字数不多，却出现了两个“高”字。对人才的定义是“国际高端人才”，对地方的定义是“集聚高地”。“两高叠加”，显示出这个新定位的要求很高。

过往，香港也曾提出“建设国际人才枢纽”等目标，但相比于“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还有一定差距。根据这个新定位，香港须设定更高目标、做更长远谋划。时下，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是一个急需攻城略地、登高望远的重大课题。

瞄准“塔尖”，主动上门求才

何为“国际高端人才”？通常主要指的是符合“高精尖缺”和市场需求导向的人才，包括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特殊人才等。

如果要给“国际高端人才”划个范围，大致上属于以下类型的人才：一是在国际学术技术界享有一定声望，是某一领域的开拓人、奠基人或对某一领域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二是拥有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三是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经营管理专家，或在著名跨国公司、金融机构担任高级技术职务，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四是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副研究员及以上职务的专家、学者；五是主持过国际大型科研或工程项目，有较丰富的科研、工程技术经验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以及具有特殊专长并为国内急需的特殊人才。

如果我们把人才结构比喻为“金字塔”，特区政府列入“优才计划”“专才计划”的人才处于“塔基”位置，列入“高才计划”的处于“塔身”位置，而“国际高端人才”应居于“塔尖”位置。另外，香港在“高才通”计划中设定了“A类人才”，标准是：“在申请前一年的年收入达到250万港币及以上的人士”。这部分人当中，有的是处于“塔尖”位置的“国际高端人才”，但这个标准还不够细致，无法准确判定。

处于“塔尖”的人才在整个人才队伍中占比很小，但声望较高，对某个领域的带动力、影响力十分强大，往往会产生“引进一个新人，带来一个新团队，开发一个新项目，打开一片新天地”的效果。从现在的情况看，本港在“塔身”和“塔基”上著力不少，在“塔尖”上著力还略为不够。

香港要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首先应精准识别“国际高端人才”，制定出更为细致的标准，按照标准去寻找、筛选，发现“目标人才”；其次对于急需和紧缺人才，不能坐等人才上门，政府和业界应联手主动出击，以“三顾茅庐”的谦卑姿态去邀请他们来港发展。

做优服务，力求“在港无忧”

各地引进人才都会在住房、就业、子女就学、社区融入等方面出台优惠措施，给人才以特殊关照。套路一样，只是力度不同。香港“抢人才”也有类似的措施。

现在，针对国际高端人才，本港原有的配套服务措施就显得不够“高端”了，必须谋划更优的配套服务措施，让“国际高端人才”在香港生活无忧，专心致志地工作。

其一，服务项目应更细。比如，除了住房、就业、子女就学这些基本的服务项目之外，还可以结合香港这座城市的独特优势，打造出一些独具特色的服务项目，让国际高端人才在港生活有“意外惊喜”。

其二，服务力度应更大。处于“塔尖”的人才，当然会有不菲的收入，他们可以用钱买到更好的服务。但也有一些紧缺的社会资源，不是用钱就能买到的，需要“排队等候”。那么，应系统梳理一下这类社会资源，看看可以为国际高端人才提供哪些服务，让他们在香港生活不仅是无后顾之忧，而且会有更多的幸福感。

其三，服务针对性应更强。国际高端人才是许多城市争抢的对象，人家为什么要来港发展？除了看重大环境之外，有的人还有个性化需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某位国际高端人才的家人身有残疾，又不愿意到残疾人士院舍居住，而要居家生活，能否享受到优质的社会服务？如此等等，需要制定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措施。因此，应分析研究各种情况，针对国际高端人才的个性化需求，为其“量身定做”特殊措施。

拓宽舞台，助其施展才华

“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不仅要“高”，还要“阔”。就是要为人才提供一个可以便捷流动、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向思考。

其一，把“国际盛事”的文章做好。国际高端人才需要经常参与所在领域、行业的高端活动。去年以来，香港举办了许多国际盛事，涉及到金融、医疗、文化、体育等不少领域，每一次活动都吸引了业内“大咖”汇聚，这样的“国际盛事”成为常态，对于国际高端人才很有吸引力，他们在香港有机会与“大咖”对话交流，这种学术交流的便利性是许多城市不具备的。

其二，把联通内外的通道做宽。今年5月7日，特区政府举办首届“香港·全球人才高峰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内地已扩大赴港澳人才签注政策实施范围，这意味著来自北京、上海和大湾区九个城市的科研、教育、医疗、法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可以在签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香港。人才流动需要“双向奔赴”，由此联想到，香港应积极争取中央支持，让在港的外籍高端人才进入内地更便利。

其三，把创新创业的平台做大。香港拥有5间世界百强大学和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基础研究领域实力雄厚，这些科研机构与国内外同行之间也建立了许多合作机制，可以实现资源共享、科研平台共用等。香港在河套、南沙、前海规划投资了诸多项目，打造了诸多深港合作平台。这为国际高端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了便利，应把类似的平台做大做强，吸引更多人才来港留港。

7月23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时表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对于面临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香港来说，同样要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

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正是顺应发展环境变化的选择，特区政府和相关业界应好好研究一下破题开局之策。

（作者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本文原刊于《信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