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鸣

上周四（18日），连续4天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国内外舆论对这次会议标识的中国改革新风向高度关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如何找到自身方位和发展机会？前天上午，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了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夏宝龙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对于面临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香港来说，同样要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

夏宝龙指出，中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力支持香港充分发挥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

夏宝龙所指，正是三中全会为香港划出的三个重点。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27条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为港澳专门写了一段：“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中央在以上三个方面力挺香港，香港如何作为？值得深入思考。

检视“短板”，巩固提升“三大中心”

以改革思维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香港应全面检视“三大中心”的“短板”，做长远谋划。

首先看“国际金融中心”。许多人习惯于把香港和新加坡作比较，对一些数据的升降起伏十分敏感，引发热议。其实，香港和新加坡各有优势，不可简单类比，以股市为例，港股目前市值36万亿港元，日均成交额超过1000亿港元，有超过2600家上市公司；新加坡股市市值不足6万亿港元，日均成交额不足100亿港元。

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有信心和定力，一旦厘清自己的业务重点，就不要左右摇摆，执著地做下去。香港与新加坡的竞争，不少是“面对面竞争”，在哪些领域采取哪些策略，应有长远考虑。

此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错位竞争”？也是必须深入研究。中央对两者都很支持，但支持的方向和重点不同，香港应从“顶层设计”上介入，谋划良策。

其次看“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航运研究机构Alphaliner 公布的2023年全球港口吞吐量（TEU，标准箱）统计数据显示，香港的吞吐量同比下跌14.1%至1434.2万TEU，已连续第七年下降，较2019年减少了21.6%。而一河之隔的深圳，去年集装箱吞吐量接近3000万TEU。

香港作为自由免税港，拥有清关快、效率高的优势，为何“跌幅”如此之大？不能简单地抱怨“内地港口抢了香港的生意”，而应检视自己的不足之处：一方面，要找到自己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另一方面，可以向中央提出合理诉求。

再次看“国际贸易中心”。去年，受内地进出口下滑的影响，香港的进出口曾经低迷，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货物出口同比增长6.9%、进口同比增长5.2%，香港货物贸易复苏。业界对贸易额的起伏变化非常关注，但从长远来看，更应关注的是：香港如何做大增量，比如，如何做大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把香港打造成欧亚大陆的高端物流基地。

总之，巩固提升“三大中心”，不能仅仅盯著一时一事，而应用改革思维做出战略谋划。

发挥优势，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三中全会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是中央对香港的新定位。人才必须属于“国际高端”，聚集地必须是“高地”，足见中央对香港的厚望。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更多的国际高端人才。美西方不断炒作“中国走向封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再次显示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能“闭门造车”，必须吸引更多的国际高端人才。就在三中全会结束不久的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集体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介绍了《决定》关于深化改革特别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可以预见，中国面向全球“招才引智”的力度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综观全球的知名城市，香港是对国际高端人才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香港国际化程度高，对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都具有包容性；香港实行“两文三语”，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广泛使用；香港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飞机飞行6小时范围内覆盖世界的主要城市；香港宜居宜业，适合工作、居住。

中央对香港的这个新定位，是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后确定的。香港社会各界应意识到，这是一次新机遇。人是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也是最重要的创新要素。国际高端人才对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来说，更可以称为“强劲的动能”。

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认真梳理一下：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还缺什么？香港需要国家给予哪些支持？香港如何构建“世界——香港——内地”之间的高端人才流动通道？香港如何让国际高端人才“来了就不想走”？等等。

新定位，对香港来说是新课题，以往吸引人才的套路可能不管用，需要寻找新办法，这同样需要以改革思维来科学谋划。

制度创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重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从现在的情况看，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以“港人港税”“澳人澳税”为例，目前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等地已经实施，相信未来会在整个大湾区范围内实施。这个制度的推广，背后需要做大量“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工作，中央大力支持，广东大胆探索，现在走出了第一步，受到港澳相关人士的普遍欢迎。

在大湾区，需要进行“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事情很多。以执业资格认证为例，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支持下，广东方面对港澳的开放力度较大，但港澳对广东一方的开放还显得不足。

这其中，主要存在技术层面的原因，比如，香港和内地分属不同法系，衔接难度较大；香港的某些行业对标国际标准，标准很高，而内地标准不同。类似的情况都是客观事实。这就需要各方的专业人士潜心研究规则，找到对接的办法。

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推进制度创新并非易事，但不能因为事情艰难，就不去推动。大湾区是共同家园，最终要从“一家亲”变为“一家人”，制度的篱笆迟早要拆除，早拆除比晚拆除好。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对于香港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主角意识”，香港长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规则规制与国际接轨，市场认可度高，由香港“主打”，推进大湾区的制度创新，是中央希望的，也是香港能够胜任的。有了“主角意识”，才会以改革思维去主动谋划、担当重任。

“中国式现代化”，包括“香港的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香港不是“局外人”。三中全会划出了重点，香港须聚焦重点破难题，在贡献国家的同时，获得改革红利。

（作者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本文原刊于《香港经济日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