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致茵
最近一次聚餐中，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大家猜猜，上深圳洗牙兼美白牙齿，要几多钱？”

席间每个人都估计价钱超过100元，然而最终揭晓的答案却令众人震惊不已——39元人民币。大家问质素如何，有人反映质素很好，服务由两名专业人员提供，诊所环境卫生，地理位置亦十分便利。洗牙只是北上行程的一部分，洗牙前后可留在深圳吃喝玩乐，有时间还可以过一晚。

虽然笔者没有到深圳洗牙的经验，但从近年新闻所见以及亲耳所闻，都似乎证明一小时生活圈“成功”了。从最初特区政府鼓励青年北上就业、支持老年人北上安老和接受医疗服务开始，到如今港人每星期都会上深圳，计划游港两天的旅客也会选择在深圳过夜再来港，可见两地人口流动的模式已经转变。

那么，北上消费群体的规模是否已扩大？还是纯粹因为部分人离开香港后，倾向留港消费的人减少了？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数据来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内地的消费选择多了、消费资讯丰富了、港人对内地服务质素的信心强了、往返两地的基建更完善了、港人到内地消费的模式也变得更有组织（例如几个家庭相约到深圳山姆超市购物，再“瓜分”战利品）。近日已有其他学者在专栏中分享他们的观察，笔者也希望就这一议题发表一些看法。

经营状况变 背后有数据吗？

今年五一前夕，两间戏院相继宣布结业，旺区如铜锣湾的“吉舖”也随处可见。政府正努力拼经济，被问及对结业潮的意见时，特首表示“世界永远会因为转变而令不同行业需要适应，有些会经营得不太成功，但亦有新来的不同经营者参与我们的市场，所以这些更替在我们的经济转型期内是必然会发生的”，“我觉得整体香港社会应该以积极和进取的态度去看所有的问题，这包括业界和各个行业，一起把香港真真正正辉煌的、好的一面都告诉大家”。

的确，香港作为商业社会，汰弱留强属自然现象。特首指虽然有人经营得不太成功，但同时也有新行业及新企业诞生。那么，已离场的人是谁？进场的人又是谁？“一鸡死一鸡鸣”，是否简单的一加一减，毋须在意？

特首的回应，让笔者想起已改名重开的“全港店舖消息关注组”，以及另有人发起的“开张大吉关注组”。关注组的内容，其实就是本港零售市道的一些非正式数据。当然，这些数据并不完整，大部分都是个案形式的分享。除关于食肆营业时间缩短及结业的帖文外，群组内也有“开张”的消息：由日本引入的品牌“挽肉与米”固然引起了讨论，另有更多帖文是关于内地连锁品牌如木屋烧烤、啊一柠檬茶、蜜雪冰城等来港扩充业务。

非正式个案以外，反映市道的数据还有几类：（1）食环署全港有效食物牌照数量；（2）地产代理商记录的商舖成交数字；（3）至于统计处的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则反映中小企业务状况。惟这些数据都只能侧写香港目前市况，例如商舖成交数字不能反映有多少生意转手，抑或只是业主易手；食物牌照数量也不能反映市场参与者的具体业务和品牌。

数据匮乏下，目前官民对市况仍流于各自表述，未有共同讨论和解决问题的基础。市民呻市道差，甚至是一张店舖结业的照片，都会引来几百个留言；官方则表示乐观，鼓励行业说好香港故事。政府又有没有较完整和具体的数据说服市民，以改变他们对市道的印象？假如香港正在转型，我们正转往什么方向？作为一般商户，要怎样做才不被淘汰？反观内地城市就有完整的开业数据，让市场理解营商情况与城市竞争力。

经营状况变 政府有角色吗？

连带的另一问题，就是政府在经济转型期的角色。推动两地融合是历届政府的重要政策，而政策对香港的营商模式产生了影响。当市场参与者在新的营商环境下面对困难时，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新的参与者，主要是内地品牌吗？退场的，是否一些香港老字号或特色店舖？为吸引外地旅客到港，政府正开发深度游和盛事经济。假如保留香港特色文化是发展深度游的条件，那么市场参与者的“质变”，就不止是行业新旧更替的问题了。

此外，在一小时生活圈框架下，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亦会面对新挑战。此前台湾乐团五月天来港，对内地游客而言理论上已有一定吸引力，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因此而留港过夜。就此，笔者身边就有人提到：两地交通便利，会否影响“演唱会经济”的成效？

试想像一个情况：启德体育园开幕后，有国际巨星访港，举办超过5万人的大型演唱会，吸引大量内地旅客。站在发展“演唱会经济”的角度来看，一小时生活圈带来的便利，或会令香港流失过夜旅客。旅客大可以在深圳消遣，到香港看演唱会后再回深圳过夜。虽说旅客在港仍有机会消费，但过夜旅客减少，难免会令“演唱会经济”的效益打折扣。

以上种种，都是一小时生活圈的成功所带来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涉及香港在大湾区中的定位，难以由民间和商界自行解决。这些定位问题，遍及各个政策范畴，不止于文体旅局负责的事项。例如，港人流行到内地接受牙科服务，牵涉的就是香港牙科人才规划，以及专业人士的生计问题。

谁在讨论香港定位问题？

吕大乐教授此前提到：“香港社会要讨论的课题，是争取主动去支配、塑造新的城市发展路径？还是继续被动地由外在环境的转变，来决定这个城市如何回应？”

笔者同意课题有迫切性，但民间是否仍有心有力在讨论？有能力对宏观定位问题提建议的民间研究机构和资源少了，民间的讨论也由过去的“宏观愿景”（如6年前的土地大辩论），转为一些较“去政治化”、直接影响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垃圾收费）。当这些民生议题也有机会被政治化，公共讨论就会萎缩到一些轶事和软性新闻报道（如“何伯”的故事就成了前日热话）。虽然民生无小事，软性报道也可以有公共政策面向（“何伯”故事就与公屋富户政策有关），但有多少人会选择以政策角度看待这些轶事，还是只当成茶余饭后的“花生”？无论是引导民间重新参与讨论，还是要由政府决定如何回应外在环境的转变，要走出第一步的，依然是政府。

（作者系香港政策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公共政策顾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来源：《明报》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