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韦诺

《香港国安法》实施3周年之际，内地网络博客靖海侯的文章《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引起香港政商界和媒体就“国安法被泛化利用”和“保持香港的独特性”展开激烈争论，反映不少人对国安法实施、香港当前政治社会氛围及香港前景，有着各种意见。

国安法被“泛化利用”吗

靖海侯文章最引人关注的论点，是指国安法被一些官员和议员泛化利用。这是个严重指控，事关国安法是否全面准确落实的大问题。提出具事实根据的指控，是负责任的表现，但靖海侯没有这样做。靖海侯那些欠缺证据的主观印象，由于他的“神秘”背景，引起香港社会各种揣测，甚至被人借题发挥攻击中央、港府和纪律部队。

的确，国安法的实施过程中，个别公务员和立法会议员一些言行引起社会关注，例如有学校反映教育局人员巡视学校图书馆馆藏后，指鲁迅的著作“鼓励学生上街”，不应收藏；有议员扬言推动“与病毒共存”及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都是违反国安法。这些偏离国安法原意、削弱国安法权威的言行固然要正视，但不能以此证明国安法被泛化利用。

事实上，国安法实施至今（截至7月初），警方国安处共拘捕260人，其中161人和5间公司被起诉，其中79人被定罪，可见国安法都是用作打击危害国安的行为和活动、惩处危害国安的人和组织，试问何来“泛化利用”？若有人认为管治团队“宁左勿右”、“事事讲国安”、事事以国安法处理，用国安法来进行与国安不相关的事，请他们提出具体的有力例子。

“香港独特性”是什么

习近平主席去年表示“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年表示要警惕“软对抗”。有人认为，保持香港的独特性与维护国安是对立、矛盾的，并认为国安法实施3年来，已经并正在损害香港的独特性。

要回应这个论点，首先要弄清楚何谓“香港的独特性”。有言论认为，香港是国际城市，“买办”是香港社会的特质，国际化是香港的独特性之一，必须保持。问题是，他们所指的“国际化”到底是什么？

假如保持香港“国际化”是意味着容许外国干预香港，侵犯中国主权；容许外国间谍和政治组织在港活动；容许海外反中乱港分子将危害国安的活动“倒灌”香港，煽惑人心；容许香港本地反中乱港力量继续从事破坏活动（包括“软对抗”），拉拢人心，发展力量；容许香港继续成为颠覆基地——那么这样的“国际化”就不是香港要保持的“独特性”，也不是“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所在，更不是香港的成功之道。这样的“国际化”，绝非“紫砂茶壶内的茶垢”，没有保留的需要。

谁在损害“香港独特性”

有言论认为，一国两制是香港最主要的独特性，香港的价值在于跟西方社会的联系。笔者同意；但现在是谁在损害香港的独特性？是谁在削弱香港与西方社会的联系？是中央和特区政府？还是欧美国家？

中央制定港区国安法时，欧美国家纷纷指摘中央此举破坏了“两制”，认为“一国两制已死”。香港社会不少人也认同此看法。事实上，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是维持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国家安全是“一国”的事，维护国安本属中央事权。香港爆发史无前例、严重危害国安的动乱后，中央运用相关权力制定香港国安法，并没有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依旧不变。

问题在于，欧美国家从来是以自己一套的政治标准来定义一国两制，即——所谓“高度自治”：中央是否干预香港、插手香港事务？所谓“人权与自由”：反中乱港分子在港是否有充分活动空间？所谓“民主”：选举制度的开放性、竞争性是否不断提高？

对他们来说，中央制定国安法、完善香港选制，意味着中央已经干预香港，反共力量的活动空间已被大幅压缩，开放竞争性的选举已被修改，因而认定一国两制出现了根本变化，“两制”已不存在，香港已变成一个“普通的内地城市”。姑勿论这种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是否正确、合理，总之他们不会因为港府在维护国安方面有所放松而改变看法。

更何况，如深入研究美国对港政策历史的叶霖博士所指：“美国总是通过其对华政策的棱镜来看待香港。即使是在二战和冷战时期，香港本身的命运从未被视为至关重要。相反，它只是服务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大目标和利益。”

在中美关系出现根本变化下，无论中央和港府在国安问题上如何让步、妥协，美国也必然持续针对香港，削弱香港的价值和作用，以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大目标。近日美国参议院推动取消香港特区驻美经济贸易办事处，另有美媒传出白宫已决定拒绝特首李家超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类似的制裁只会陆续有来，所以还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吧。

是时候反思香港“国际性”

当然，“斗争”不是说香港要主动排斥欧美、跟西方脱钩，而是要明白和接受过去香港与欧美的关系、与西方社会的联系、在西方社会的形象，今时今日已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全球变局、中美关系、中国崛起）而出现根本变化。而这些变化不会因为港府少用一点国安法、包容多点“软对抗”而有所改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个原则，是我们在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绝对要坚守的。

“香港的故事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故事：对危机从不松懈，在无奈中尽力而为”。在大变局下要保持“香港的独特性”，我们是时候重塑自身的“国际视野”，好好反思香港的“国际性”，好好认识“国际社会”，好好发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角色、作用和功能。

（作者系香港新范式基金会副研究员，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来源：香港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