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子伦
住房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香港过去因各式各样原因而令房屋供应持续短缺，使其连续13年位列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首位，对市民的生活幸福感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区政府除了以“辣招”控制楼价外，公屋也是缓解房屋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过去数月，社会就打击滥用公屋闹得热烘烘，笔者认为这是必要的一步，让特区政府有效执行“再分配”的功能。

回顾历史，公屋的出现是为了解决贫民窟和寮屋/木屋区居民的不适切住屋问题，多年来成效良好。随着楼价的上升，市民对公屋的需求也同步增加，令轮候时间大幅延长。面对如此情况，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017年发表上任后的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巩固“房屋阶梯”并建立“置业阶梯”，让家庭可以逐步向置业之路迈进。

自“置业阶梯”推出后，特区政府积极觅地建屋，增加公营房屋供应，并推出“首置上车盘”、白居二常态化等增加置业渠道的措施，可是公屋轮候时间并没有因此而缩短。2017年6月，公屋申请人的平均轮候时间为4.7年，及后每年均有所延长，直到2022年6月更高达6年，较特区政府定下的“三年上楼”的目标相差一倍。这除了归咎于楼价高企催生需求外，公屋流转率低于1%，只有私楼的十分之一，这个问题也不容忽视。

要提高公屋的流转率，只能更精准扶持需要帮助的人士。随着公屋住户“上流”，有部分人收入及资产大幅提高，形成了一个“富户”群体。以1人家庭计算，其月收入介乎于$25,881至$64,700之间，绝对有能力租住私楼，可是他们却甚少有意愿迁出公屋。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公屋和私楼的租金有巨大差距，2021年各区公屋平均租金约为74.7元/平方米，而同期的各区平均私楼租金为接近400元/平方米，相差超过5倍。这些“富户”就算缴交双倍租金，金额亦不足私人楼宇租金的一半。加上，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对私人租务市场的监管有限，业主可以每年对租客大幅加租。为了过更稳定的生活，“富户”不愿放弃所居住单位也容易理解。

至于更加有钱的“富户”，倘若他们的薪酬超过公屋入息限额5倍或资产达到公屋入息限额100倍，便需要迁出其居所。以1人家庭计算，薪酬及资产上限分别为$64,700和$1,300,000，这个收入水平已经属于香港前10%，资产亦足以支付置业首期，明显远超公屋应协助的目标群体。由此可见，“富户”政策有必要作出修正。

具体而言，政府应按各类型资助房屋的价格，科学化地重新定出必须迁出公屋的薪酬及资产上限。同时，政府亦应考虑善用“数字湾区”的力量，在公屋租户条款中加入容许粤港澳三地政府交换资产资料的内容，并加强漏报收入、资产的罚则，以提高阻吓力。政府亦可以从奖励方向出发，例如提供一定比例的优先筹，供“富户”优先购买资助房屋，甚至为愿意租住私人楼的“富户”提供一定年限的额外免税额。透过多元化的方式，推动最多的“富户”交出其公屋单位，让政府可以重新分配这些公共资源。

夏宝龙主任在2021年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到，香港未来不会再有笼屋、㓥房，年轻人可以告别“住房难”的问题。事实上，建屋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工作，由觅地、平整到建成、入伙动不动就五六年计，远水难以救近火。因此，只有优化资源分配机制，加快公屋流转，让“置业阶梯”得以实现，才能更快解决住房这个“老大难”，为市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作者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辽宁省青联委员，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来源：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