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日，“人文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暨“人文经济学基本理论”研讨会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召开。以下为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的发言实录。

各位学界的同行，各位老朋友、新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开心参加这个会，一起讨论人文经济学问题。我做了个PPT，简单发言，把我的观点谈一下，请各位来教正。

近年，国内学界开启关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其中江浙学者走在前面），这是一项带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探索活动。这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重新思考的机会。因为我过去搞的是“人本经济学”，现在讨论的是“人文经济学”，我还比较陌生。对于能给我这个机会，表示感谢。

我发言的题目是《用人文思想贯通体制、结构和文明交融——关于“人文经济学”的四点意见》，简单说：“一个统领，三个重点”。

先说建议的提出：我在1986年曾向教育部“青年社科基金”，提了一个自己的课题申请，题为《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并且附了框架提纲（当时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搞研究），后来我就从“专论”起步研究，到今天都已经30多年，但这个《人本经济学》体系并没有完成（恐怕我今生也很难完成），只出了三部“人本经济学”的专著：第一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今天已经赠给学校）。一开始我是从人本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人本经济学”的。5月11日我在这里的“理论创新研讨会”上说过，《光明日报》2009年在“新中国六十周年理论巡礼”曾经介绍过这本书，题目选了书中一句话《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还有一部《包容性改革论》，201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手中只有一本是我划了的，最近商务印书馆要出《中国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本书被收入，再版后再相赠。第三部，2015年出版的《人本型结构论》，今天也赠送给学校，供参考。因为“人文”与“人本”毕竟不完全等同，今天讨论的人文经济学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我直接切入人文经济学的基调、架构及立论，谈谈我的观点和建议：

一、人文经济学应以“人文思想”作为统领，贯通于经济运动全过程，并使二者“内化一体”

刚才徐明华副校长提的两句话：人文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当中的人文因素”，或者倒过来说“用人文精神来统辖经济学”，大体与我的思路是接近的，我的观点，就是要在研究人文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基础上，用“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来贯通经济全过程，使二者“内化一体化”，这是我的基本思路。

既然人文经济学要用“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来贯通经济，首先应把“人文关怀”（特别是“人”）的概念搞清楚。我先谈谈我的界定。关于人的内涵，我在《人本体制论》这本书的一开始我就提出“三层含义论”，就是横向、纵向和内核三点。

第一，横向上我认为应该打到边，是“全体人”，不是“部分人”或经常使用的“多数人”；是“每个人”，不是笼统的“人”；是“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舆论界经常使用所谓“多数人”或“大多数人”，我认为不采用这个概念，例如——经常有这种提法“让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或者“大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我曾经跟有关方面提出过，您说是让多数人共享或者大多数人共享，那么——请问“少数人”在中国现在是谁？我建议是“全体人”“每个人”。另外横向方面，我早年读过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等作品，他有句名言就是：“我爱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这是其一。

其二，纵向：不仅仅是“本代人”，而是“多代人”。一定要有“多代人”的概念，涉及到我们写书的视野问题，因为关乎到子孙后代，生态文明等。

其三，内核：不仅仅是“物需人”，而是“多需人”，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各种需要，绝对不是一个“单向度”的。

基于以上三层含义，因此我主张人文经济学应用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来贯通经济，我主张三层的“人文关怀”，即对“全体人”的“人文关怀”，对“多代人”的“人文关怀”，对“多需人”的“人文关怀”。

例如，中国残障人士有8500万，占总人口6%，如果加上家庭人口，约占总人口20%左右。我前几天刚刚在湖南参加了全国性的助残公益活动会，就涉及残疾人就业问题，中央政治局在5月24日的会上讲：“加强对大龄、残疾以及其他人的帮扶”。这里边就有人文关怀，要打到边，“一个不能少”。

研究人文经济学，总的来说我建议“三通、四不”。先说“三通”：

第一，要搞通马克思的“人文思想”之精髓。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精髓是什么？马克思的原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我认为，这是马克思著作中最闪光的话，最值得我们学习和把握的话。马克思讲的是“每个人”，不是笼统的、抽象的“人”。现在的媒体，第一把“每个”给抠掉了，第二把“自由”两个字也抠掉了，只简化为“人的发展”。我觉得应该忠实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理直气壮地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更值得重视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论断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边居于什么地位？我看了1894年恩格斯给卡内帕的信，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新纪元》周刊的创刊号题词。恩格斯说我不题词了，我把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我认为重要的一句话，把它摘录下来，姑且作为我的题词。那么，他摘得这句话说的是啥呢？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他说，除了摘引这一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在马恩书信集里，大家可查看《致卡内帕》的信。这个比较级的话，就意味著在整个马恩体系里边这句话是最重要的。我领会，上述马恩论断，是人文思想的“精髓”或称“本质”。

第二，要搞通西方经济学者的“人文经济学”理念。例如，曾经来杭讲学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Deirdre N。McCloskey），就力主经济学应把“人”“人的尊严”和“人文关怀”等作为基本理念贯穿于经济学中，以至于她的著作《糟糕的经济学》和《理想的经济学》（均由中译出版社出版）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人文经济学”的著作。

在西方经济学者中，尤其要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比如马尔库塞。我建议大家读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马尔库塞在这部著作中就指出：“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三个丧失：一丧失了否定性，二丧失了批判性，三丧失了超越能力，这种“单向度的人”还是真正的人吗？振聋发聩。“单向度的人”这个概念就出自马尔库塞这本书。在东北二道白河小镇，我用了一个月时间把马尔库塞这本书看明白了，写了3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此书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三，中国政界和学界的“人文思想”。例如，在浙江，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就对马尔库塞那本书有感悟、有评论，他在2007年出版的《之江新语》里说过一段话（因为我在书中也引过他这段话我记得清楚），他强调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这篇文章是在《浙江日报》专栏讲的，时间大约2005年前后，可以查。书是2007年出版的，我建议浙江的朋友，可把《之江新语》中这个话用于“人文经济学”之研究，我认为现在这个话依然有价值。

“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点破了人和“人文”的“本质”。

我说的“四个不”：

第一个，不要“人本工具论”。学术界朋友很关注“以人为本”，据我所查，中国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是管子，春秋齐国的相。我查过文献，在我这本《人本体制论》书里一开始就写了：“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最早是来自于管仲”。哪一篇呢？是《滕文公·上》。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讲“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是有用的，而且客观上对老百姓也有一定好处，但是我仔细研究以后发现：管子的“以人为本”是“人本工具论”，他是以齐桓公的“霸业”为核心的，显然把“人本”作为执政的工具，作为统治的工具，因此我在这本书一开始，我就说要“抛弃人本工具论”，应该实行“人本实质论”。即应该按照马克思那个观点，把人的发展作为“新社会的本质”，也作为“人文经济学”的本质。

第二个，我建议不要用“人民经济”这个概念，我觉得不合适。“人民”是个极严肃的政治概念。经济类学术著作不要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名义”，要防止把“人民”一词庸俗化、低级化。况且从国际上看，还有东北亚某国的因素，我们不用它。

第三个，学科范围不要过宽或过窄。过宽的就是“泛社科”，因为涉及到人文的多种学科，文、史、经、哲、法。这些都从不同角度涉及人文问题。但是毕竟我们这个题目是“人文经济学”，我领会还是经济学大家族里的一门学问，属于经济学大学科。但也不能过窄，搞成专业性的、部门性的，比如说“文化经济学”，我理解“人文经济学”不是“文化经济学”，这是两码事，因此要适合，要精准。

第四个，不要封闭自我，要胸怀天下，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文明交融”还要讲。

这是第一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是总的、基调性的。

二、将人文“内化于”经济体制，把打造更带“人文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第一重点

中国经济上的问题第一位的是体制问题。因为传统理论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要被消除。”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商品经济跟社会主义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这是长期的观点，骨子里面是“反市场”的，因此主张搞计划经济。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本身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一系列的现代文明。我认为，面对著这种传统的观点，我们应该创新。实际上这四十五年，我们国家也在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成绩很大，应该肯定，但下一步任重道远。

下一步怎么做？要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议在体制方面，可五方面加力：

第一“上”：建立人文性的政府体制，使政府体制真正克服“官本位”，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

第二“中”：建立人文性的市场体系和市场决定体制。1759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十七年后（1776年），他又出版了《国富论》，新书在此前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说等市场经济思想。他这里边有一系列的人文性的市场安排，我认为要学亚当。斯密的市场体制理论。中央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很精辟，更完整更高水平的，应包括与人文性结合。

第三“下”：建立人文性的微观（企业）体制。此作为经济基础底下的东西。今天有企业家朋友参会，很开心，我们的微观基础需要重新塑造。

第四“内”：建立人文性的民生体制。老百姓现在有些急难愁盼的事情。你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来建立人文性的民生体制？

最后“外”：就是制度性开放，你怎么用人文性来开放（对外实行经济与人文交流结合）。

这几条，形象地说，上中下内外。政府、市场、企业、民生、对外。这是第一重点之所在。

三、我建议，将人文“内化于”经济结构，把打造人文性经济结构作为另一重点

一是供需结构。从人文出发，应采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方略”并把需求放在首位。

二是产业结构。5月11日，我在理论创新会议上已经讲了。即十年前，在拙著《创新立国战略》里，我提了这么七大产业，后来二十大报告也讲了七大产业：其中六个“不谋而合”，但多了个“人工智能”（我当时没认识到）；少了个“新能源汽车”（可能已经成势，二十大报告未讲）。我的这篇《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我见》，《浙江日报》已经登了，就不重复了。

讲人文性经济结构，提请注意联系浙江的实际，建议书里面要用一些浙江自己的案例。比如，我了解的浙江强脑科技公司，搞“脑机接口技术”，他们的发明专利在全国“脑机接口领域”名列第一（190项，第二名23项）。我前天在全国助残公益行动大会上，见到杭州企业赠送给残联五千多个助听器，这里既有高科技，还有“人文关怀”，引起全国残联界和助残界的关注。这个案例很好，李强同志也到这个企业看过。

我提醒：就是将来写产业结构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块的同时，不应该忽视传统专业，就是按照“抓新兴，带两头”来办，一头是传统产业，一头是未来产业。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2023年人均GDP不足1.3万美元，距离中央讲的2035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3-4万美元）还差得很远，我们还要艰苦努力。京城某高端智库有人说“中国已经全面超过美国”，这对国民造成很大的误导。无论是发展传统产业（包括我们浙江的传统产业），还有战略新兴甚至未来产业都要注意与文化结合，这是新的视角。

三是区域结构。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上月，我到了我们余杭，头一天看了“良渚”博物馆，感到不过瘾，第二天我到了现场，看了挖掘的“良渚遗址”，感到非常震撼。想到：各地的产业结构，应把优秀文化传统怎么把它融合进来。

四是对外结构，涉及经贸交流和人文交流的结合问题（略）。

还有其他，尤其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结合部，如社会分配结构等。这个结合部，我认为应该列到这个结构里边，至于其他的，就不谈了。

如果从“高质量发展”角度研究，经济除了结构以外，还要研究“发展方式”问题。例如，要注重创新发展，尤其重视“心灵的放飞：真正的创意之源”。要特别注重发挥四大“人本要素”（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的潜能，尤其强调“人本不是生产工具”；还要确立科学的考核指标。我主张以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作为“人文经济”的考核指标。

因为这涉及到人文经济学讲的“发展目的”问题。我在《人本体制论》一开始就说：从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固然需要有经济增长的GDP总量指标，这是重要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提请注意“不要搞GDP崇拜”。联合国有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人的预期寿命、人均教育水平、人均GDP、人的生活质量。按照这四个指标把它综合起来成一个总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24年3月份发布了最新一期《人类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上升至0.788，全球排名由2021年的79位上升到75位（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大体排在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结合部附近），而按照GDP总量指标来说，中国排在世界第二位。我们现在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是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位，很少讲“人类发展指数指标”。这个东西，我觉得，人文经济学需要讲清：我们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GDP崇拜”，还是老百姓的福祉？我认为，我们的努力方向应是如何解决GDP总量世界第二位与“人类发展指数”第七十五位的失衡问题。

综上，体制、结构都应单独成篇，发展方式问题也可单独成篇，这样，将人文“内化于”经济各方面及过程，至少要有三篇（体制、结构、发展方式篇）。

四、建议把培育新的现代文明，特别是文明“包容”与“交融”作为人文经济学的基本落脚点

上面我讲的“人文内化于经济”是侧重从国内经济层面讲的（“一个统领，三个支撑”即体制、结构、发展方式），但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视野考虑，人文经济学应把文明“包容”与“交融”作为基本理念，并落实到全部行动中。这个问题需单独成篇，作为压轴。因文明“包容”与“交融”，即文明方式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

首先，要全面把握文明内涵。对应我前面讲的“多需人”，文明应包括物质文明、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个也不能少。要把“人的内涵”与“文明内涵”结合起来，对应起来思考研究。

第二，要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明，比如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为贵”“天人合一”等等，要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写到书里头，这是中华传统文明里的优秀精华，要发扬光大的。同时也要除其残存：如“官本位”“等级制”、抑商传统等，它们在中国根深蒂固，另外契约精神等等也不够，需要培育。

第三，要看到文明是不断进步的，应面对新时代研究新问题。中国已经由农耕文明以及前一段的工业文明，向现代的生态文明和数字文明迈进。因此我们这部书要阐述超越工业文明，向包括生态文明数字文明这些现代文明挺进的历史进程。

第四，从全球视野、反封闭，要注重借鉴、吸收国外（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以及科技创新等等这些新的内容。第一步做到“包容”（而不是盲目排他），第二步走向交融（而不是人为隔阂），由包容走向“交融”并寻求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是有共同价值的，不能否定）。

创建人文经济学，在这方面浙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讲过两句话：“浙商遍世界各国，外商聚之江各地”，要发挥此优势，以此为依据、为案例，阐发中华民族由中华文明走向多元文明“包容”进而走向“文明交融”的历史进程。

我在2013年出的这本《包容性改革论》，基本思路是20个字：经济市场、政治民主、社会共生、文化交融、生态文明。

《包容性改革论》一书题记：

海纳百川

因为海有博大的胸怀

壁立千仞

因为壁有擎天的境界。

21世纪的文明史

将昭示一条规律

包容性体制

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和补充）

来源：莫干山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