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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经济现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处在上行阶段，两个层面相互交汇。在这个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新技术革命架构下的创新能力，中国要想增强这种能力，需要发挥自身在新技术革命架构中的优势，弥补基础研究领域存在的短板，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为创新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中国在新技术革命架构中的

三大主要优势

全方位增强新技术革命架构下的创新能力，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目前由一系列因素所促成的重要优势。在这里主要从三个角度作出解释。

（一）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首先，中国拥有由14亿人构成的一个统一大市场。从规模和整体性上来讲，这样的市场应该是没有先例的。人口数量的多寡并不一定代表市场统一性和完整性的高低。有些国家的人口也多，但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而是在地域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而中国的大市场实际上相当于数千万甚至上亿人的一个完整经济联合体。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整体市场可进一步被划分为四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和九亿人中低收入群体。四亿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更有潜力的是九亿中低收入群体，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正在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此前，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要使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这意味著市场消费规模的巨大增长——这也是我们过去讲得比较多的。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供给侧投资的快速增长可以容纳较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在市场中的相互竞争。其他比较小的经济综合体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容量是相对较小的，更加需要国际市场的支持；而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能够通过相互竞争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试错机会。

另一方面，激烈频繁的国内竞争可能会带来「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也是近期讨论热度较高的一个话题。最近中国流行的一个词语叫做「卷」，就是指竞争很激烈。中国国内市场的超大规模为激烈的竞争提供了可能性。「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技术的突破，技术突破才会实现生产的高质量发展。

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争议，比如说重复建设问题。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即意味著一个以上的竞争者，一个以上就有可能出现重复竞争，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重复建设。那么对于一个行业、特别是处在上升期的行业来讲，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提升竞争力。在中国国内竞争过关的企业，在国际上的表现一般不会差，而且往往是表现相当好的。这实际上是已经在中国经过实际验证的。

（二）后发优势与新技术应用联合联动。目前，发达经济体的一般人均收入水平超过3万美元，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1.3万美元，低于发达国家。但同时也意味著在中国，新技术、新产品的增长机会相对较多，同时有空间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

另外，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主要是新技术推动的新产品，例如在互联网、移动手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许多中国消费者的第一部电话就是移动智能手机，第一辆汽车就是新能源智能汽车……他们购买的都是新技术支撑下的新产品。相较许多国家包括发达经济体而言，这些产品在中国的增长机会和市场空间都更大。

（三）技术与工程化的跟随能力。中国的技术发展在这些年一直处在追赶、跟随阶段，吸收、消化、应用先进技术并形成了较强的跟随技术和工程化能力。这当中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还包括创新和再利用，特别是一个好的IP最终可以在中国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产品，这得益于比较完整的产业配套和供应链体系。譬如中国的新能源成本最近几年下降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另外中国出口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产业链。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大部分环节是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布局是比较完整的。

中国在新技术革命架构中的短板

中国经济领域的短板，在不少行业中都表现为一些关键生产环节中存在「卡脖子」的现象，更多表现在从0到1的基础研究领域，例如芯片和软件行业，但更大的短板还是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拿人工智能领域举例，两年前中国在算力和数据方面与国际的差距还不大，但特别是近半年以来，中国与国际在算力上的差距已经迅速拉开，譬如英伟达的H100、B100芯片在生成式AI的应用水平已达到十万张、几十万张。更重要的还有算法上的差距，原创性算法模型、思路和方法主要还是来自美国的谷歌、因特尔、OpenAI等一些企业和机构。

想要突破从0到1的基础研究和创新，需要培植浓厚的创新文化和科学发现的初心，需要更多超越功利主义的、想为人类世界做一些事情的理想主义。但是目前，不论政府还是企业的研发方向都还是短期功利性比较强，在科学和创新方面的文化、体制机制、政策上都还是有一定差距。在这种情况之下，想搞一些真正具有重大突破的成果，不论是在科学方面还是在创新方面，看起来都是有困难的。

加强新技术革命架构下的

创新文化和机制建设

一是认可、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说到底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家精神，是有一部分人有意愿、有能力去推动一件事。针对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等问题，需要有大的理论和政策突破。其次，应该对企业的分类进行调整，推动中国不同类型的企业平等发展、公平竞争，各类投资者各具特色，各显其能。

二是重视发挥大型科技企业的作用。比如从国际经验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中国的大型平台、科技公司、互联网工程等企业应当有更大的投资和成长空间。 「监管红绿灯」的提法需要改进，尤其对于互联网和数字经济领域。「绿灯」意味著一件事需要获批后才能够开展，但对于创新来说，审批一项此前未有的项目可能本身就存在问题。创新是难以预测和规划的，所以监管还是要以负面清单为主。

三是加强基础研究领域的前沿性交流、跟踪和超越。一方面是人才。科技人才是在全球范围流动和配置的，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吸引聚集全球一流的科技人才，尤其要形成必要的物质和技术配套设施、文化和科学精神、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另一方面是企业和机构建设。可考虑创办一些类似于OpenAI的科研机构，倡导理想主义、长期主义，超越短期的功利主义，培育科学理想、科学精神，重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逐步形成真正有利于在科学前沿的重大、原始创新方面的文化传承和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做好在实际技术投入和创新文化氛围方面的双重建设，助力新技术革命架构下的创新动能在中国持续、全面地发挥。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5-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