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志斌

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简称《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意见》的制定实施符合两岸统一的总体方略，表达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诉求，并“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对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总体要求、定罪量刑标准和程序规范等作出具体规定，为司法办案提供明确指引。”

具体来说主要分为四点，第一是“针对分裂行径，明确犯罪认定标准”；第二是“明确从重情节，重申追诉期限”；第三是“坚持宽严相济，体现罚当其罪”；第四为“遵循法定程序，保障诉讼权利”。《意见》除了专门地指出了“分裂国家”的具体行为，亦列明“分裂国家”者最高可被判处死刑，相关“犯罪”可以实行缺席审判等规定。

统一“进度条”拨快一格

《意见》一出，立刻引来台湾一些人的恶意抹黑。例如有人攻击称“缺席审判”是大陆试图彰显对台湾具有管辖权的一种方式，称“缺席审判”在法律上的适用具有模糊性和暧昧性，“包含审判过程是否透明、被审判者是否拥有法律上的合法权利，‘这样的审判方式违反法律程序、人权’”云云；又有人称《意见》是要炮制“更立即的恐惧感”，“同时借由法律将打击特定立场对象的行为合理化即‘政治目的胜过于法律目的’”。然而，这些一叶障目、恶意揣度的言论，不过是代言“台独”的“洗脑言论”。

从《意见》颁布的时间及其措辞来看，笔者认为，《意见》的落地至少释放出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是中央对于推进台湾问题的解决、民族统一的“进度条”又拨快了一格，这意味任何反华“台独”的政治反作用力和暗黑势力都无法阻挡台湾回归的步伐，中央对于台湾问题有着无法撼动、不可挑战的底线和原则。

第二个信号是发出了一则具有前瞻性的、对于“台独”分子恶劣行径的法律“警告”。这份《意见》的起草乃至落地，也与香港回归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例如2019年的黑暴、非法“占中”等）有一定的关联。要解决回归问题，首先要处理的是人心问题，而顽固的“台独”分子往往是撕裂人心、阻碍统一的最大障碍。

回顾香港的回归历程，基本法23条立法直至今年才得以完成，长达二十多年里，关于国安的法律空白，让“港独”分子“肆意妄为”地将香港“献祭”西方，成为了欧美反华的思想“前沿地”、政治“演练场”。要统一台湾，首先要直截了当地断了“台独”分子们的幕后“小动作”、“小心思”。特别是，这份《意见》还将“利用职权在教育、文化、历史、新闻传媒等领域大肆歪曲、篡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或者打压支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政党、团体、人员”的行为视为“分裂国家”行为，这是在法律的源头上掐断了部分“软对抗”、“软性台独”活动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意见》是为了台湾在统一前后，避免社会撕裂、回归人心认同建设的一个“前置”工程。

彰显中央依法惩“独”的决心

第三个信号就是《意见》本身是具有时间上的象征性：它颁布在7月1日香港回归27周年之前，又在赖清德“520”的“台独”讲话之后。我们或可以如此认为，《意见》的出台时间暗示着，在台湾统一之前，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法律条例必须完成。这是为了在统一前后，大力扫清“台独”的历史障碍，使得惩“独”有法可依、有理可依。

解决台湾问题与香港回归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的历史问题和经验，有着异曲同工之关联和对照，但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在政治的范畴内，《意见》的出台体现了中央通过各种法律手段来规范和解决不法的分裂行为，切断“台独”势力与外部势力的勾结，让人心的回归工作在统一之前开始未雨绸缪。

但更值得强调的是，解决台湾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层面的诉求和布局，《意见》的出台，利剑高悬，凸显了中央依法惩独、依法治国的原则和决心，更是在法治层面上推动祖国统一的系列部署的重要一环。

笔者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伴随着祖国统一的步伐的推进，中央必定会在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出台更多的相应办法和措施。所以，《意见》的出台完全可以视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重要方略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在具体法律层面吹响了统一的号角，势不可当，势在必然！

（作者系中国侨联委员、资深评论员，本文原刊于《大公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