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香港湾仔区的M7茂萝街7号,是附近社区居民很爱来休息放松的地方,因其前身外墙统一漆为绿色,也被人们叫做“绿屋”,为香港二级历史建筑。活化后的绿屋外墙改为白色,变得更加现代化,而3楼的几个房间,也将迎来新的身份——香港文学馆。2004年,潘耀明与饶宗颐、金耀基、曾敏之、刘以鬯等30多位香港文学、学术、艺术界名人共同发起筹建香港文学馆的倡议。历经19年的争取,2024年5月27日,香港文学馆终将开幕。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香港文学馆馆长、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借此让更多读者共同参与、见证香港文学馆的建立,更借此走进香港文学、香港文化。
文| 本刊记者 黄钰洁
采访当天,文学馆尚未完成装修,因此采访在位于湾仔另一处的香港文学馆办公室进行。一出电梯门,入目便是香港文学馆的标识。办公室大门旁,摆放了一排图书,其中的一本书被斜抽了出来,书脊上正是门铃按键。透过大门,可以看见前台的背景墙设计成了深棕色的书架,摆满书本,处处充满书卷气。据了解,香港文学馆的标识设计灵感正来源于绿屋,以绿色为主要颜色,上半部分的形状设计为一本摊开立起的书,标志里的横线与绿屋建筑上的栏杆相呼应,下半部分则像一扇大门,整体又呈现出“文学”的“文”字,寓意人们从这里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按下门铃,我们走近香港文学。
建馆来之不易
“香港文学馆的建立,是一个很漫长的道路,经历了19个春秋。从倡议到最后文学馆建成期间,先后有13位参与者已经去世了,这些都是德高望重的作家学者,比如饶宗颐教授、刘以鬯先生等,所以我常常说,‘这是一个悲壮的角力’。”回忆起往年的参与者,潘耀明的语气放慢了。
他继续介绍,文学馆这19年走来,并非一路通顺,“我们曾经去日本做过考察,日本共有7个国家级的文学馆,甚至一个镇、一个县都有文学馆,这对我来讲很是震撼。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由巴金先生倡议,在1985年成立。2018年,我作为几个文学社团的召集人,又给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唐英年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可以在西九文化区也建立一个文学馆,因为不论是电影、表演、艺术,都来源于文学作品,文学是文化的核心。但是无论是过去的港英政府还是到后来的特区政府,对香港设立文学馆一直不够重视,甚至觉得香港不需要建立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对我们更是很大打击。”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下去。”
潘耀明分享道,苏童曾常常笑他,说潘耀明经常在吵闹的酒楼举办文学讲座。他说:“这看起来是个笑话,但背后却有哭笑不得的原因。在港英政府放弃文学、特区政府曾不重视文学的情况下,我们民间并没有放弃文学。这就是香港文学馆(的情怀)可以坚持19年的原因。”
2022年,李家超还是候任特首时,潘耀明就向其致信并争取建立香港文学馆。至2023年7月,在香港赛马会资助下,文学馆开始筹建,并最终选址湾仔茂萝街7号古建筑绿屋内三楼的一块2,000呎的场地。对此,潘耀明笑称:“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香港文学馆是世界最迷你的文学馆。”
他顿了顿,又说:“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先要有个平台。这个平台虽小,但希望通过它,可以和一些文化机构、文化社团,包括教育机构合作,以收集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的资料、加强香港对青少年的文学培养,同时向外推广香港文学。而将来文学馆做得好不好,不是由我们讲出来的,是要看未来从实践上、细节上看到它的业绩。”
抢救历史,不止文学
“过去因为我们没有文学馆,很多作家的资料丧失了。”提到这里,潘耀明很惋惜。他认为,香港文学馆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藏品收藏和展示,而是要与时间争分夺秒,对香港老一辈作家及其家属展开口述历史记录,也对金庸、梁羽生、戴望舒、张爱玲、萧红等南来文人的手迹等相关文献资料在民间主动发掘保护,从中回顾当时的时代背景、研究作家的文化生活,最终填补历史空缺、抢救历史。“如果连这部分也失去了,就等于风筝断线了,这段历史也就断裂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内地文化人士逃避战乱,南来香港旅居生活并从事文学创作,撰写大量经典作品,不仅推动香港文学乃至香港本地教育发展,也为两地交流、香港文学与世界华语文学的互动作出重要贡献。潘耀明感慨,“我们谈香港文学不能忽视这一部分,香港文学的文化积淀一向是很深的。我们希望通过南来作家的作品、他们在香港的创作生活、他们的经历来体现这些作家对香港历史文化的影响,这也是我过去一直呼吁的内容,我们希望将来香港文学馆可以填补这页历史的空白。”5月11日至5月20日,香港文学馆、香港作家联会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合办“南来作家手迹遗物展”,对公众展出24位南来作家在香港创作生活时的手迹遗物,既回顾香港历史,也看到香港文学与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
同样让潘耀明觉得十分惋惜的,还有香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三及第文学”,他认为这正是香港文学传承、开放、多元特色的一大体现,然而相关资料已大量流失,他希望能够借文学馆对此开展发掘与研究:“三及第文就是文言文、白话文及粤语,实际上还夹杂著外语,在当时,这种风气在香港十分流行,不论是报纸、电视、电台,都流行使用三及第文,写出来的作品非常生动,这就是香港在岭南文化的背景下,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华文化的传承是其根本,又接受了不同文化、不同流派的影响,从而形成了香港文学开放多元的特色。”他又提到,“香港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门派多、门户多,却也相互排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香港文学馆做成一个比较开明开放的平台,可以包容不同的流派,也可以体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作品,只要他们对香港文学有贡献,我们都欢迎”。
让文学的种子发芽
在香港开出文学之花
“除了收藏和展示,文学馆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教育”。在香港文学馆的三个展厅中,有一个展厅,专门留给儿童。儿童阅读室中,将采用全息投影的方式为参观儿童讲故事、介绍香港文学,这是在香港的首次尝试。3月至4月,香港文学馆举办了“全港中小学生写作金句征集活动”作为开馆活动之一,在没有大规模宣传的背景之下,也收到了来自近20家学校的约200名学生的积极参与。潘耀明对此很感动:“这次我们也感到很高兴,因为文学馆虽然才刚刚起步,甚至还没完全建成,但是已经有很多学校愿意和我们合作。这说明许多学校也意识到了现在香港中小学生文学水平、中文写作水平下降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与20多家小学建立合作关系,在不同的学校开展活动,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培养小朋友和青少年阅读的兴趣、对文学的兴趣,而后慢慢开始接触香港文学,再从作品中了解其反映的香港本地历史和文化。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学生,正是因为文学是需要传承下去的,而这个传承,是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播的。”
与之相应的,是香港文学馆在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支持下,藉香港首届全民阅读日,在4月22日至4月28日一连举办7场的“赛马会流动文学馆计划”,通过“流动书车”进校园、进社区,为5所中小学校的学生和社区市民带来丰富的文学体验,使他们感受文学的魅力。潘耀明说,“香港文学馆虽然很小,但我们不希望它是静态和被动的,不应该只规定在某一个空间进行、直到大家来才能看到文学馆的内容。‘流动文学馆’就是我们主动向外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向市民的外展计划,从而让大家可以接触文学,播撒文学的种子,用有限的资源来做到无限的发挥”。他继续说道,“我们希望文学馆不只是一种平面的介绍或是仅有专题讲座,而是可以通过跨媒体的、甚至通过科技的多种手段,用大家更能接受的方式,来向大众呈现文学、推广文学。过去有很多人觉得文学是高高在上、曲高和寡的,但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文学是大家的,也是和大家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
5月27日的文学馆开幕展览,正以“花”为主题,名为“万物有文 文里寻花”,以文学作家笔下常用的各种鲜花、花卉与文学作品连结,在M7茂萝街7号的公共空间摆放多个花艺装置,塑造成“文学花园”,让参观者以不同方式欣赏香港的文学作品,也配合一系列文学沙龙活动。“我们不希望香港文学馆开幕活动的主题局限在某个作家或某类文体这么狭窄。在香港的城市文学中,植物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植物来做一个串联。文学馆在春天开馆,我们希望随著香港文学馆的成立,种下文学的种子,可以在香港的不同地方开出文学之花。”潘耀明又说,“文学和文学馆都是属于大家的,是属于全香港市民的,而不只是属于香港作家的,我们希望学生们也可以参与进来”。3月在开馆活动中所收集的中小学生们的金句,也会印在文学馆的楼梯间,形成一条“文学阶梯”对外展示,在开馆时向公众亮相,文学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孩子们对写作的兴趣。
他继续介绍,“当然除了和中小学的合作,我们还会与大学合作作家讲座、开设作家培训班,比如我们和香港都会大学已经有了合作方案,并会在都会大学的图书馆里展出部分南来作家作品,其中主要是张爱玲的作品”。他感慨,“虽然文学馆现在是个小平台,但是我们起码有了一个舞台。香港的舞台虽小,辐射面却很大。我们希望通过文学馆这个平台,首先要让香港的青少年知道香港本身的文学历史、香港作家的成就,并将香港的文学、香港的作家推广传播出去”。
香港文学与世界
香港文学可以在两地文学交流、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挥什么作用?潘耀明回答道:“香港是一个国际的文化窗口,它是开放的,世界可以通过香港这个窗口走进中国,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窗口走向世界。香港在其中实际上起到了文化桥梁的作用,我们希望可以通过香港文学馆充分发挥这一作用。”
潘耀明以不久前举办的“香港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互动与前瞻”会议和4月25日至4月27日举办的“香港旅游文学与大湾区文学之旅——第八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他提到,“香港文学不是孤立的,受香港的地域特点影响,香港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互鉴。去年我们联同香港作家联会、香港珠海学院举办的‘香港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互动与前瞻’学术会议,邀请了来自20多个国家如埃及、韩国、日本等的汉学家参会,我们还举办了‘大湾区文学征文奖’,收到了近6,000份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学活动,不仅可以让海外的汉学家认识香港文学、传播香港文学,更可以推动和促进华文文学的繁荣发展。”
近年来,文化旅游快速发展。对此,潘耀明有著更深入的思考,他认为,“香港是一个旅游城市,目前也正积极推动旅游产业,但问题在于,政府花了太多资源在歌星演出等轰动效应强的事情上,这些活动虽很热闹,但缺乏了对香港自身文化的挖掘。香港自身的文化是十分有魅力的,我们要积极展现自身的文化特色,来推动外界对香港的认识。国家给予了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文学本身就是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就像我常说的,文化艺术是一棵‘大树’,若没有文学,这棵树将会苍白失血。通过文学来推动文化旅游,虽然不会像表演艺术可以一时轰动全城,但是却可以将文化以文字形式跨时代传承下来,它的影响是细水长流的、是长期深远的、是潜移默化的,也是一般的表演艺术所达不到的”。
而对于香港文学馆所带来的新变化,潘耀明显然有不少期待和展望,他说:“香港文学馆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是香港这么多年来的第一个文学馆。它具有开创性,是很珍贵的一个历史性时刻。有了这个平台,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做很多事情,并慢慢向外扩展。”
他提到,“香港文学馆正准备和周边的一些文学馆开展合作,比如广州文学馆中设有港澳展馆,可以合作对外展示港澳文学。在建的上海文学馆预计今年对外开放,香港和上海两座城市在文学上有著不少关联,比如张爱玲的上海与香港的‘双城记’和今年爆火的《繁花》,都体现了这种关联,我们也主动联系了上海文学馆,希望香港和上海也可以做一个文学上的交流。前不久我们到访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馆,里面所收藏的许多藏品,比如萧红的手稿,甚至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次的南来作家展,中国现代文学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大学,也都愿意提供藏品共同展览,我们希望未来这种合作可以再多一些。海外文学界,比如日本文学界对香港文学十分关注,如今文学馆建立了,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名头,借此开展一系列海内外文学馆之间的交流合作,将香港文学推广出去,将香港文学版图放大。以文学馆的小窗口,建立香港与海内外交流的一架文学的桥梁、文化的桥梁,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愿景”。
(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香港文学馆提供,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4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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