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揭晓。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按年代早晚顺序）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关强表示，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

文｜本刊记者 冯琳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是对以山东省沂水县跋山遗址为中心的8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总称，该遗址位于鲁中南沂蒙山腹地的沂水县河奎村，文化遗物出自古沂河阶地中下部。2020年7月，遗址因水库泄洪冲刷河道而被发现，残存面积近1,000平方米。近8米的文化堆积保存距今10万年至5万年的古人类活动珍贵证据，揭示出自晚更新世以来石器工业随环境变化而发生演进的清晰轨迹。

跋山遗址使用石英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的文化特点，发展到距今约3万年水泉峪遗址出现细石器技术，经凤凰岭遗址、扁扁洞遗址传承发展，而后开启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明化进程。遗址群在时空上完整展现了古人类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更将散布在周边地区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的石英旧石器遗存完整连接起来，揭示了晚更新世华北、华中乃至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传统的一致性，说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长期连续发展的特点早在旧石器时代便已显现。

经过对该遗址连续3年的发掘，出土、采集文化遗物4万余件，以及少量竹、木质等有机物标本。下文化层集中出土8具古菱齿象下颌及部分骨牙角制品，其中一件象牙质铲形器型体硕大、人工打制痕迹明显，为国内首次发现。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壳丘头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背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2017年至今，壳丘头遗址群经过多次发掘，建立起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距今7,500－3,000年考古学文化序列，为探讨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传承、交流、互动，以及其代表的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直接材料。

不同时期的居址空间利用模式揭示了该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珍贵的人骨遗骸、丰富的海陆生动物遗存，以及确凿的农业证据反映出沿海史前早期人群多样化的生计模式，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特征，这种特点贯穿7,000年以来的各个时期。

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考古进展，深化了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人群利用海洋资源以及史前农业文化向东南亚岛屿地区扩散历程的认识，为探索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提供了重要线索，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重要实证。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

磨盘山遗址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的东岸，遗址保存较好，现存总面积约60,000平方米，是皖东南地区的一处中心聚落。其北侧的郎川河沟通著长江水系和环太湖水系，使得该遗址正处于重要的地理节点上。

以往这一地区并未做过深入的考古工作，该遗址于1970年因开掘新郎川河而发现，2015、2016和2023年南京大学联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三次发掘。三次发掘均选择在西侧的遗址核心区进行，发掘面积共1,640平方米，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春秋时期的连续文化堆积，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文化演进研究的典型范例，填补了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地域空白。

最重要的发现是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时期的土台墓地，共清理这一时期的墓葬330座，其中崧泽文化时期321座，墓葬数量和密度在同类遗址中非常少见，成为文化演进、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分工和等级分化研究的重要材料。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该遗址先后于1955、1956－1957、1989年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2015年至今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考古工作揭露一座屈家岭文化大型礼制性建筑，发现黄土台基和体量巨大、结构清晰、建造工艺考究的“磉墩”，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磉墩”，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发现依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要素，集抗旱与防洪、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功能于一体，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之一，标志著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屈家岭遗址的治水范式，不仅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而且也是研究早期人地关系、社会组织等问题的重要考古依据。屈家岭遗址社会及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连续性，多角度、多层面揭示出史前文化的发展高度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是研究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典型个案。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

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永城市以东约13公里的苗桥镇曹楼村，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对该遗址联合发掘，并进行全面勘探。钻探发现遗址以王庄村为中心，东西宽500米，南北长1,300米，遗址总面积约63万平方米。遗址中部发现一座环壕：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50米，方向10度，总面积近80,000平方米；环壕主要围绕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初步推断为墓葬区以外带有防御性质的围沟，两者年代应基本同时。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葬俗独特，存在多组墓葬间的“有意打破”现象，墓葬出土“玉覆面”及成组石圭具有礼器的性质，是该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直观反映。遗址陶器群类型多样，文化面貌复杂并具有鲜明地方风格，代表著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豫东地区的一个新类型。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

大邑商都郑州，一座考古发现的文明古都。书院街墓地位于郑州商都内城东南，由兆沟、通道、墓葬、祭祀遗存等组成，是一处结构与功能明确、具有整体系统性的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

其中M2为墓地中心大墓，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各类随葬品210余件，组合有酒礼器、兵礼器、玉礼器、金礼器、覆面礼器等，是郑州商都遗址70年来首次发现青铜器最多、玉器最多、金器最多、殉狗坑最多的墓葬。该墓葬从随葬品种类到数量，再到等级地位，都创下了迄今为止郑州商都之最。

书院街墓地结构布局清晰，年代明确，是中央王朝都城内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具有兆域性质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展现了早商时期高等级贵族丧葬规制的文化面貌，凸显诸多礼制性的制度创新，也填补了商代青铜文化、黄金文化等相关文化空白，标志著早商文明发展的新高度，彰显了商代王都丰富的文化内涵。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其遗存丰富、要素齐全、规模巨大，初步确定为一处商代方国都邑聚落遗址。

目前已发掘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夯土建筑群，其镶崖包坡的台基修筑方式、“回”字型的整体布局、下沉式的空间结构、木地板和纴木等技术的应用在中国早期高等级建筑中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出土的陶范纹饰精细、工艺成熟、类型多样，显示出当地已具备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和能力。大量商代高等级贵族墓葬，尤其是11座甲字形大墓的集中发现，填补了殷商文化圈之外商代带墓道大墓的空白。贵族墓葬盛行墓室葬车，大量葬车遗存的发现为探索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和车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关键证据，出土了国内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或为文献记载中的“大车”或“牛车”，将我国双辕车的出现时间上推了约1,000年。

寨沟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器物与殷墟高层物质文化相同，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对探讨商代西北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珍贵资料。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四角坪遗址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礼县，是一处秦代大型礼制性建筑遗址。遗址外围依山势建有夯土围墙，墙内主体遗存由多处夯土建筑基址组成，现存总面积约28,000平方米。

遗址中心为边长27.8米的方形夯土台基，四边各夯筑两组台阶，上置空心踏步砖。土台中心建造一边长6.5米的方形半地穴式空间，地面及四壁贴附素面砖，砖缝作填缝处理，空间中部地砖下有陶水管道向北纵穿夯土高台。中心土台四边对应长方形附属建筑，四角分布曲尺形附属建筑，附属建筑区域以夯土墙分隔出多个院落，夯土墙连接附属建筑将中心土台围合。各夯土基址边缘均分布方形柱洞，外围均环绕鹅卵石散水。遗址以建筑遗存为主，出土大量建筑构件，有瓦当、板瓦、筒瓦、空心砖、地砖等，各类遗物规格、纹样统一，从形制及工艺判断四角坪遗址应该是秦统一后即秦帝国时期的遗存。

四角坪遗址是国内罕见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是继宗庙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种秦祭祀建筑形式。该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两汉时期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期天坛、地坛等的祭祀建筑风貌，具有极强的礼仪性，是秦代国家意志的体现。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

陈村窑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2022至2023年首次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发掘面积共计600平方米，揭露出宋末、金、元、明时期的窑炉、作坊等各类重要制瓷遗迹，出土了大量产品残片和窑具，厘清了霍州窑从北宋末期到清代初年的烧造历史，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史分期标尺，展现出霍州窑全新的窑业面貌。

霍州窑印证了中国细白瓷生产中心的转移，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缺环，是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峰，对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贡献。

霍州窑特点鲜明的制瓷成就，不仅印证了山西地区是北方地区经济中心、手工业生产核心区域，也为瓷业交流、瓷业格局、人地关系、地方社会等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伟大进程的鲜活物质体现和生动诠释。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西北距离三亚约150公里，遗址水深约1,500米。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时代比较明确（明弘治－正德），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这一发现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

遗址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对中国航海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及水下考古研究等都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的工作。这一发现充分展现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进的美好前景，标志著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4年5月号，文中图片均来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