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致茵

在学龄人口减少的打击下，部分学校开始面对“杀校”缩班危机。早前就有学校收到教育局通知，新学年未获准开办小一。根据教育局提供的数字，过去3个学年，全港公营小学各级合共减少294班，缩班情况严重。

局方把目前学龄人口不足问题，重新定义为改善教育的“契机”。副局长施俊辉以“把握人口变化契机 善用资源优化教育”为题，指在规划未来学位供应时，会以“软着陆”为目标，逐步有序调节学校数目，同时把握契机，善用公共资源，确保教育质素。

以上的命题，包括“人口变化”与“优化教育”两个关键词。惟减少每校班数、减少每班人数、减少学校数目等，只是在现有学龄人口基础上重新调配资源，并无解决“生源”问题。

“善用公共资源”背后的逻辑，说白一点就是以市场机制（即学生与家长的选择）决定哪些学校能够留低。面对杀校危机的学校虽可提交改革方案，但学校能否以自身之力解决问题？学校数目减少，对办学团体及办学理念的多元性有何影响？“使用率低”的学校遭淘汰，是否就等同提升了香港的教育质素？以上种种，暂时仍未有答案。

在人口下跌的大前提下，虽然学校数目无可避免会减少，解决各区学位供求不均、扣减中小学候补位以减低学生流动（即所谓“音乐椅”效应），确实是必要的稳定措施，惟构成这次“杀校潮”的原因与不明朗因素，却比起2004年小学杀校潮更复杂，不能当成一个纯粹的资源重整问题。

生源不足 学校难走出阴霾

教育局根据统计处在2020年9月发表的人口推算文件，指学龄人口下降为“结构性”而非“过渡性”。所谓“结构性”，是指我们未能确定香港的出生率会否或何时回升；就算通关等因素会令跨境学童数字上升，这些增长也不会改变学龄人口的下降趋势。

根据目前推算，香港的6岁学龄人口会一直下跌，学童人数会由2023年的5.73万跌至2029年的5万，即大概会再减少13%。以上统计数字于2020年收集，但2020至2022年间，基于新冠疫情影响，香港出生人口已连续3年下跌，去年出生人数更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新低，仅有3.25万（临时数字）。可见，学龄人口下跌的数字可能比想像中更严重。

目前未在2023/24学年获批小一班级的资助小学，可透过申请特别视学等方法，推翻局方决定；但特别视学的结果，只能让学校暂时逃过杀校潮，假如将来它们的收生人数不足，仍有机会面对停办的结果。转为以私立学校营运个别班级的学校，在资源减少下，可能更难维持收生人数；至于合并重整，则容易出现“大食细”情况，变相令弱势学校“被杀”。这些面对停办风险的学校，能否透过以上方法挨得过整个人口低潮期，很成疑问。

出生率低落的影响，将逐步由小学继续蔓延至中学。当年的中学杀校潮，就是在2010年开始出现。在这点上，局方如何带领中学“软着陆”？能否提早部署，甚至是回应教育界对于在中学开展小班教学的建议？还是到时候再让中学面对另一轮汰弱留强的现实？

人口流动现新格局 不能以固有策略解决

上一次杀校潮，最终因“双非”（父母均非香港居民）学童增加和2012年“龙年效应”而暂时停止；惟“零双非”政策已经实行多年，香港暂时没有令人口再次急速增长的因素。

近几年，大湾区融合加快，深圳和广州等地未来将有更多港人子弟学校，开办接轨香港DSE（中学文凭）及IB（国际文凭）课程的教学机构，以鼓励更多港人到邻近的内地城市发展。与此同时，内地同样面对人口负增长问题，加上其他内地城市的竞争力提升，亦可能会令来港定居的人数减少。这些都是2000年代初未见的新格局，但当局在应对的策略上，却未有太多突破。

教育政策的全局思维

同样面对“少子化”的新加坡，的确透过合并方式解决生源不足问题；向境外推广当地课程，也是新加坡维持学生人数的方法之一。这些措施，在香港的业界内都有讨论过；但不能忽略的是，新加坡当局也善用了这个机会提升教育质素。当老师对学生的比例高了，考评方法自然可以更多样化，亦有更多空间推行实验性质的教学。为了从源头解决学龄人口不足的问题，当地鼓励生育的配套也远比香港全面。

以上种种，都涉及政府是否有完整的问题意识，包括教育当局的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局如何作相应配合。因为人口急跌而衍生的状况，在劳福局眼中是人力资源问题；在教育局眼中则是学生不足问题，大家都着眼于各自的范畴。

然而这些问题都是相关的，需要通盘的人口政策解决。在各种“推”“拉”因素的影响下，到底未来在香港就学的人会多了，还是少了？中小学学位的数目，应该逐步递减吗？除了“回应式”的政策，以及把人口流动视为“自然现象”之外，当局有没有控制人口结构与数量的目标和措施？

全球抢人才 香港教育制度具竞争力吗？

在讨论有关人口下跌对学校的影响时，不少人都指“少子化”问题非香港独有；惟他们就甚少提到全球抢人才与香港教育制度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对于有意透过人才计划来港发展的人而言，他们最主要考虑的因素，是香港整体发展前景和工作机会。对于已有家室的人才来说，教育制度或许会影响他们选择在哪里定居，但相信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相反，在决定应否永久离港的人眼中，香港教育制度就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笔者身边有不少年轻夫妇离港，他们都提到一点：“如果不打算生育，我们不一定要走；但如果有小朋友，就要考虑香港是否会是一个适合他们生活的地方。”从他们的角度而言，是否有必要离港，除了政治因素外，就是下一代的福祉，而教育制度正是影响下一代成长的最主要因素。

先不说香港的教育制度能否如部分人士所言，能够吸引邻近地区的学生以自资全额方式就读；这个制度能否在“市场机制”之下，做到“留人”效果，是首先要解答的问题。

（作者系香港政策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公共政策顾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来源：《明报》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