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鸣

上周一至五（8至12日），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赐贵带领下，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发挥港澳在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的作用”调研组在香港、澳门调研，委员们深入两地政府部门、主要社团、金融机构、高等院校、中资企业等调查研究；此前的3月31日至4月3日，刘赐贵主任还带领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的调研组，调研了浙江省温州市、舟山市、宁波市，委员们聚焦当地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与在浙投资兴业的部分港澳企业家、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等相关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笔者作为调研组成员，全程参加了在浙江和香港的调研。

当下，内地正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香港可以发挥甚么作用？笔者认为，香港在以下几个方面大有可为。

资本“大通道” 联通两个市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开放度较高，资本流动自由，外汇管制相对较少。此外，香港与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有著紧密的联系，为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投资机会。相比之下，内地的金融市场开放度较低，外汇管制较为严格，对投资者的资金流动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次调研组在香港有一项重要的交流，就是与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政制与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等10多位政府主要官员座谈交流。双方充分认识到，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差异性，决定了内地要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离不开香港的“金融力量”。目前，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是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在内地高水平对外开放中，香港完全可以发挥好资本“大通道”的作用，因为香港金融业拥有3个明显优势：

其一，金融产品丰富。香港金融市场拥有开放体系、严格的监管制度，金融产品涵盖股票、债券、基金等很多产品，可为人们提供多种投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正在打造国际绿色科技及金融中心，内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香港可为内地相关行业和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其二，融资成本低。香港的法治化水平较高，违约必然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违约率低，在香港融资的风险小；同时，香港的利率低，基准利率只有2.25%左右；企业在香港上市周期较短、手续简单，办理金融业务非常方便。

其三，法律认受性高。香港是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区，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更容易被国际投资人、监管机构和交易所理解和接受，有助企业建立更好的国际融资平台，优化收购兼并交易结构。

最近，美国财长耶伦（Janet Yellen）访华，指摘中国新能源产业所谓“产能过剩”，称“中国的产能过剩打乱了全球价格和生产模式，损害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美国还试图联合欧洲国家一起对中国的出口“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发难。

在浙江三地的调研中，一些企业反映，由于美国这种“贸易双标”的做法，妨害了一些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过去中国输美产品科技含量不高，美国指摘中国污染环境、破坏资源、侵犯人权；现在，中国输美产品科技含量高了，且新能源产品的推广使用，将大大降低全球碳排放，是好事情，美国却找出新的理由指摘中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此事提醒我们，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打压已经“常态化”；在美国的策动下，某些国家也会加入这一行列，呈现“帮派化”；这给中国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

贸易“中转站” 带来3大好处

对此，香港可以发挥贸易“中转站”的作用，这个“中转站”至少可以为内地企业带来如下好处：

其一，规避贸易壁垒。香港作为独立的关税区，得到了全球诸多经济体的认可，且香港加入的一些国际经贸组织，内地没有加入。国内企业向一些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时，通常会遇到反倾销、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性壁垒等限制，而香港公司作为离岸公司，与内地企业采取三角贸易方式，可以规避贸易壁垒及限制政策。

其二，帮助内地企业获得自由进出口权。香港公司可通过收购内地生产企业的资产或股权进行资本运作，或者与国内生产企业成立三资企业，使得国内生产企业拥有进出口权，这样可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

其三，实现外汇资金自由调拨。内地实行外汇管制政策，而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外汇可自由收付、兑换，内地企业在香港注册，使用外汇更加方便。

今年全国两会以来，“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成为热词，各地都在寻找突破点。“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调研组在香港政府部门、中资企业、西九文化区、港交所、理工大学等调研中，深刻认识到香港拥有3大优势，可成为内地科技创新的“助推器”。

科创“助推器” 拥有3大优势

第一，香港在部分领域拥有很强的科研实力，可为内地提供资源支撑。香港拥有5间全球百强大学；国际高等教育资讯机构（QS）最新“2024世界大学学科排名”近日出炉，香港位列全球前20名的学科数目，由去年12科增至今年15科；香港9间院校共有204科上榜，比去年多26科，当中多达91科（45%）排名上升。香港的科研实力由此可见一斑。在助力内地科技创新中，一方面香港可与内地建立合作机制，联手进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香港可利用与世界顶级大学的合作平台整合资源，助力内地科技创新。

第二，香港拥有优越的创新环境，可为内地提供平台支撑。香港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和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连续28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是适合创新的地方；香港金融科技发展迅速，至今已发出8个虚拟银行牌照，在香港数码港汇聚了350家金融科技企业，可为科技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粤港澳3地可携手进行制度创新，可拆除“篱笆”，共建科技创新平台。

第三，香港是吸引国际科技人才的“强磁场”，可为内地提供人才支撑。香港实行“两文三语”，英文也是香港的官方语言并被广泛使用，对外交流便利；香港文化多元，拥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具有“文化联通”的优势；香港在经贸、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广泛，熟悉国际市场的规则；香港交通便捷，到世界各地的航线密集。这些优势，使香港可吸引国际顶尖人才来港工作生活，并成为内地引进人才的“蓄水池”。

刘赐贵主任带领调研组，在3地召开了多场座谈会。与会人士纷纷表示，香港是一座“国际城市”，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国际大舞台，在内地高水平开放中扮演好以下4个角色：

国际“大舞台” 扮好4个角色

其一，国际品牌的“培育基地”。香港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和世界认可的机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十分有利；在香港进行品牌推广的费用低、消费者认受度高。香港可帮助内地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打造国际品牌。

其二，知识产权的“交易市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位列第二名，这是该集群连续4年位列世界第二名。目前，香港正在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国内地是全球最大的专利、商标及外观设计申请来源地，但知识产权交易量不大。香港可做两件事情：一是帮助内地企业把知识产权商品化，打入国际市场；二是吸引外资借道香港进入内地，内地更多的知识产权可以借此机会“变现”。

其三，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纽带”。文明互鉴，人心相通，是推进高水平开放不可或缺的“课题”。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点，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香港是绝佳之地；向中国展示世界各地的文化，香港也是绝佳之地。故宫文化博物馆开馆以来，已成为来港游客趋之若鹜的“打卡地”；香港举办的大型国际文化盛事，也吸引了大批内地民众来港观赏。这说明，香港完全有能力当好文明交流互鉴的使者。

其四，国际贸易纠纷的“仲裁员”。香港是普通法地区，法律仲裁结果得到全世界140多个国家的认可。随著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愈来愈旺盛，国际贸易纠纷必然呈正比增加，香港可为内地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国际法律仲裁服务。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年2月来港调研时指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走向光明未来的强大动力。‘一国两制’方针是香港和中国内地城市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样好的制度安排，将作为长期性架构予以维护。”

夏宝龙的讲话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是香港和内地的共同追求，“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与内地互补性很强，在内地高水平开放中，香港不仅可以发挥作用，而且这些独特作用是内地任何一座城市无法替代的。香港应助力内地，成就自己，走出一条合作共赢之路。

（作者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本文原刊于香港经济日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