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记者 杨晨

当前，人类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逐步带来全球经济结构的新变革。与此同时，中欧不同层级对话机制全面恢复，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中国政府正式施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5项措施，中欧双边关系企稳回升。然而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下行似乎又无不考验著当下的国际关系与国际合作。中欧合作、外商来华投资、技术突破……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中国下一站将往何处去？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又可以在其中提供怎样的动能？本刊邀请到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丹尼斯．戴璞（Denis Depoux）先生，结合他在华三十余年工作、生活的所见所闻，与读者分享他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见解。

发展、合作与竞争

记者：戴璞先生，您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令您印象最深刻的片段吗？

戴璞：自1993年至今，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变化是巨大且惊人的。给我带来最大冲击的，莫过于“硬设施”和“软实力”两方面的发展。“硬设施”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三十多年中的飞越著实令我惊叹，它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便利了人员与货物的往来。再比如说通讯设施——1993年我初到深圳时，打一个电话到欧洲可是一项需要一整天的大工程，因为当时连结深圳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电话线还远远不够多。显然，这样的事情放在今天听上去简直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并且是不久前的情况。三十年的岁月，几乎是我个人整个职业生涯的时光；于这个国家来说，它从一个基础设施十分局限的地方蜕变为一个可以说拥有世界上最好基础设施的国家。我想我在欧洲的同事们可能常常要羡慕我——当我身处往返于上海和北京的火车上时，我仍可以进行一场视频会议。我不仅坐著高铁，还用著几乎不间断的通讯系统。这只是许许多多例子当中的一个，仔细想一想你就会意识到这样的成就多么令人惊喜。

“软实力”方面，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机敏和务实使人颇受触动。在这样一个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体当中，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创业者，听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但却是真实发生著的。中国人民适应和利用新形势、承担创业风险、开展新业务的能力总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尽管这当中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成功和失败。当下的经济状况较之前更为困难，但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的未来仍然充满希望。经济发展必然会经历低谷，未来也许还会更多——这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任何地方都存在。然而，我依旧认为这种适应、对话、洞察机遇和承担一定风险的“软实力”是需要被珍视的，这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

记者：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在华经营多年，帮助许多欧洲企业成功来华发展，获得良好收益与回报。您认为中国在哪些方面对欧洲企业具有吸引力？

戴璞：首先，大多数在华跨国公司在过去几十年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长和利润。一部分公司确实经历过倒退或困境，但总体来说，每一年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中都收录了在华企业能够扩展、盈利的数据（过去十五年我们也一直在参与开展这项调查）。盈利时多时少，但总体向好。世界上没有多少市场能像中国市场这样提供给企业长达多年的、连续不断的增长和回报。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这种情况正在减慢。与2022年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基数相对较低，但在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低于这一基数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有 5%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放缓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特性。中国通常是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会选择的第一或第二大市场，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一或第二大市场，从护肤品、奢侈品、汽车制造到技术工程服务，各个领域都是如此。这仍是一个巨大的、有吸引力的增长型市场。对于许多正在寻找发展机会的公司来说，中国经济仍然蕴藏著行之有效的契机，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中国市场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它是外国公司争夺高端市场的地方。目前，本土企业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这意味著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将趋于激烈。许多中国公司已经在品质、产品和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产业升级，可以在一些市场中与世界领先企业分庭抗礼。此种形势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难题，但也正是这样的市场环境才能够推动生产流程 、生产成本和技术革新不断迭代。一个简单的道理：产品升级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毫无竞争活力的市场不会激发创业者带来最好的产品，也无法推动最有力的产业变革。中国一直是这样一个适于企业进行“健身锻炼”的环境。在这样一个市场中，企业将一直处在运动状态，不断竞争与自我竞争——虽然困难，但同时也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在我看来，这种状况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记者：当下世界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您认为中国能为世界经济、外资合作以及企业发展带来什么？日前，中国政府正式施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五项措施，是否有助于吸引更多欧洲企业来华投资？

戴璞：是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过去许多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定位具有典型的“双重性”。首先，他们瞄准中国的高端市场，包括定制产品以及企业对企业产品。其次，他们充分利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为全球市场服务。我认为第二点将仍然存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是世界工厂，并且在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生产力、竞争力和复杂程度都将不断提高。

回到第一点，我认为在华外企将继续在中国争取高端市场，但会面临与本土企业的竞争，这意味著更进一步的创新和生产力、以及企业定位和商业模式的转变。变化会给一些外资企业在某些市场上的发挥带来不确定性。过去二十年来，传统的竞争优势使他们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在汽车、化工、材料和机械行业；这种优势在未来是否依然存在，我们尚且不清楚。随著中国市场增速放缓，竞争日趋激烈，一些中国企业也渴望走出国门，他们不仅在中国、也会在跨国企业所在地与其展开竞争。毋庸置疑的是，在华跨国公司的业务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就要求他们在业务模式和产品组合方面进行彻底转型。不过如我前面所说，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市场，或者说是最大的市场之一。虽然增长放缓，但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中国也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跨国公司可以在这里推出最好的产品。地缘政治方面的制约性因素会带来什么结果还是个问号，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对大多数公司来说，继续在中国展开商业竞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

创新、共建与绿色生产力

记者：您认为在这样一个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企业发展有哪些规律可循？您对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继续扩大开放有什么建议？请您预测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风口”将会在哪里？

戴璞：我认为有两个主要驱动因素：一个是生产力，另一个是去碳化。过去，许多中国企业对生产力的关注程度可能不够，发展本身占去了大部分注意力。比起生产的成本、质量、效率，人们更多聚焦于对生产数量的关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在工业现代化、自动化和数字化的驱动下发生转变。中国“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也都提到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观察人均GDP（优于GDP绝对值的指标）数据，可以看到它是在持续增长著的。人均GDP的增长标志著生产力的提高，这可以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并有望为员工和企业带来更高的收入，进而带来更多的消费——也就是增加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无论如何，这是中国所需的一个强大的根本驱动力：创新驱动、效益驱动、持续改进和生产力生成。

这一过程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但目前已经处在加速状态，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大停摆时展现出了其服务全球的能力。中国进行了大量的产能投资，大大提高了自动化程度，譬如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塑胶制品、材料生产等领域。许多2020年的投资已于2021、2022年投产并带来更加现代化的新产能和生产力效益。如今，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导致出口下降，这些产能中可能有一部分处于闲置状态。不过这个过程是周期性的，产能最终会恢复。这个阶段需要一些时间，也会比较艰难，但最终会恢复。

第二个驱动力是去碳化，因为中国已承诺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中央政府规划的推动下，已经出现了大量可再生能源基础投资，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以煤炭为例，其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从2015年（十年前）的约 62-63%降至今天的56-57%，仅从数字来看变化似乎并不显著，但这实际上意味著煤炭使用量的大幅缩减。这一变化还将持续进行并加速。目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去碳化运动还尚未开始和提速，因为没有足够的低碳电力能够满足这一要求。不过这场运动颇具前景，它带来国家支持、国家财政和融资支持。去碳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创造财富和价值的源泉。

紧随其后的便是消费回升。与其将消费理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如说它是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几年前，许多官方说法都将消费和服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然而这种情况已经改变并且转向了工业现代化和去碳化。我认为，与其说消费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不如说它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消费需要金钱作为支撑，需要人民手中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想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个办法：增加收入或减少支出；前者由生产力驱动，后者由提高社会保障水准驱动（例如养老金制度）。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消费回升之前实现。因此在我看来，不必过分担心消费的波动、下降或持平。至少在未来几年，当基本面回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时，消费才会有所改善。

记者：您认为中欧之间就去碳化和社会保障两方面有著怎样的合作空间？

戴璞：我认为中国已经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上85% 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组件、接近80%的风力涡轮机、35%-40%的电动汽车电池都是中国制造的，这样的数据还有很多……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像中国这样，在如此大程度上助推自身去碳化进程和气候绩效的同时，也推动著世界上其他地方在气候方面的表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从商业角度看，贸易和投资的壁垒自然是越少越好。合作与全球化始终是一个积极因素，但目前也存在著围绕减少依赖性和航运碳足迹方面的一些不利因素。譬如说在中国生产电池并将其运往欧洲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运输中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更好的做法是能够让中国公司在欧洲本土进行投资投产，这也是目前的发展趋势。

说到地缘政治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事实上追求经济主权的趋向一直无处不在，中国也不例外。如今，美国、欧洲和许多其他国家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避免在战略供应方面过于依赖单一经济体——这是从新冠疫情中吸取的一个重大教训。当人们需要口罩、个人防护用品、药品时，单一的物资供应源（譬如药品来自中国和印度）会导致人们暴露在危险之中。这并不是说中国和印度的公司没有供应能力，而是会涉及到跨越半个地球的海运供应路线。近来由于阿拉伯半岛的局部战争，整个中东至亚洲、亚洲至欧洲或美洲的水运交通都受到了威胁。企业和国家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确保能够通过管理减少依赖性。

气候问题上的表现和物流运输的瓶颈带来合理的约束，使各国都希望能够将远程生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就是说，在离岸生产的驱动下，全球化的整体布局已然改变。欧洲可以努力减少依赖性，同时通过与各方合作来平衡供给。因此，我赞成欧洲继续敞开怀抱，努力从新的团队中受益，实现供给多样化。

最后，我并不一定支持大家都在谈论的“去风险化”。当你减少一种形式的风险时，势必会增加另一种形式的风险。这就好比做个人储蓄管理——你需要的是分散投资——比如三分之一作现金储蓄、三分之一作房产投资、三分之一作股票投资，而不是把所有资产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

记者：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气候问题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戴璞：“一带一路”倡议和气候问题之间的关系尚未确定，因为倡议在设计和提出之初时，气候问题还未成为全球性的关键目标。

到目前为止，倡议还需要更多去碳化方面的内容；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去碳化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在引导企业停止建设煤电厂，否则这实际上能在“一带一路”沿途带来众多机会。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基于新的发展目标调整业务模式的一个示范。

除此之外，一切能够推动互联互通建设的往来都有助于国家间关于气候绩效理念进行对话和交流。从某种程度来说，在保持独立投资和审慎贸易的基础上，通过“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相联通的新兴经济体是最有可能跟随中国去碳化脚步的。

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记者：您会考虑在香港开拓业务和投资吗？您认为香港和欧洲在哪些领域可以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共进？

戴璞：我们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实际上，我们正在扩大在港职能，因为香港是整个地区范围内（不仅是香港本地，还包括整个亚洲）相当一部分客户的集散枢纽。不少公司（至少从北亚至印度）的总部或地区办事处都设在香港，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配合客户的此种设置，将香港作为为客户和内部团队提供服务的交流中心。

另一方面，香港与中国内地也有一些协同作用。至少在金融方面，一些客户选择使用离岸金融资源开展他们的海外业务。此外，许多客户都选择利用他们在香港的公司开展业务，包括一些中国内地的国有企业。我们仍然将这个超级大都市视为一个联通各方的门户，尤其是与内地的联通。好比我们会在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直接开展业务，也会在客户所在地展开运营。香港更像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流交互的中心。我们仍然认为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无论是对香港本身还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都是如此。顺便一提，我们在广州和深圳也有相当多项目和客户，香港是我们在大湾区开展业务的三四个主要城市之一。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4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