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记者 冯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近期，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指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可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该时期的多处核心遗址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发现。

聚焦关键节点：

深化对中华文明整体认识

从2002年开始启动预备性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走过了20多个春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与此同时，这一工程提出文明的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202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围绕辽宁建平牛河梁、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二十九处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项目研究认为，可将中华大地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

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至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并确认该遗址第一地点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出土各类泥塑的著名的“女神庙”就坐落在其中一座台基上。这座台基规模宏大，目前的残存高度在4.6米以上，这一发现对了解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建筑关系和祭祀性质意义重大。

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至4,3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强。其中，焦家遗址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城址，这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的制度化表现，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之一。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至3,8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歴史趋势，奠定了中国歴史发展的基础。其中，2022年，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转角浮雕，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性证据。陶寺遗址确认了一处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时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主殿总面积540余平方米，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

古国时代：

良渚遗址中期水坝发现数量增至约30条

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凌家滩、良渚和石峁遗址正是古国时代前后三个阶段中心性遗址，也是当时最大的聚落遗址。

凌家滩遗址上发现迄今所知5,500年前后可以确认的最大规模聚落，两重环壕围住的面积有140万平方米。2022年，考古人员在内环壕中间部位发掘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长边88米、短边40米，占地面积3,400平方米，其下还有更早期的建筑，表明该位置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居住房屋，在此居住的聚落等级很高。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中也收获了新发现。拥有350多处遗址点的良渚时期遗址群可以分成早中晚三个时期，良渚早期遗址都是分布在C型盆地中部大雄山脚下和北面大遮山的山麓，到中期时候，良渚遗址群开始兴建三大工程，包括水坝、莫角山台城和良渚古城城址。本期探源工程在此前发掘的基础上又新近发现了20条水坝，将良渚遗址中期时候的水坝发现数量增加至30条左右。经过测年研究，表明良渚中期时候的30条水坝、莫角山台城以及良渚古城的城址都是统一规划、短时期内营建的，说明良渚社会在该时期有重大变革。

石峁三重城址，核心位置叫做皇城台台城。本期探源工程围绕皇城台台顶大台基开展工作，已完整揭露南护墙。皇城台护墙、城门和大台基的倒塌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羊骨等食余动物骨骼，壁画残片、筒瓦及板瓦等建筑构件，海贝、象牙制品、漆器（漆皮）、丝织品等高等级遗物，以及陶、骨、石、玉、铜等各类遗物数万件。新近发表了纺织品的研究成果，发现有苎麻和丝绸（家蚕而非柞蚕）织物，研究了纺织品用不同纤维的撚线方式和纺织物的纹样。韩家圪旦石器和陶器的微痕和残留物研究表明，单个房间内有酿酒、收获谷物和加工织物纤维等多种经济活动。

王朝时代：

二里头遗址深化网格形结构城邑布局

王朝时代中，都邑性的二里头遗址和地方性的三星堆遗址一直被公众高度关注，探源工程对它们的考古研究也在持续展开。

二里头遗址近期取得的最重要发现是深化了网格形结构的城邑布局。原来以为二里头遗址街区的样态是井字形的，新发现的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则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考古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些板块形带有围墙的街区，而是先有路，在路两边筑墙，然后在墙里开始有人居住，不同小方格或小街区的功能很可能不一样。传世文献中，《诗经》《尚书》《逸周书》等有很多周人在营建城市之前进行测量、规划的记载，如今通过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证明，在王朝形成的阶段、在阶级开始不断强化的时代开始出现城市营建模式中的整体性布局和规划。这意味著二里头遗址吸纳了之前歴史阶段中人类发现的知识精华和认识精华，有了自己的发展。

在方格街区发现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一些新的作坊。比如制陶作坊，这为三代手工业尤其制陶工艺在都城中如何布局、运作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证。同时，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当中发现年代相对偏晚的制骨作坊。在二里头遗址偏北处还发现有漆器作坊的迹象，这一迹象可能指向二里头本身有可能自行生产漆器。

三星堆遗址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并出土了数量庞大的器物。测年结果显示，三星堆遗址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时代，包括神兽、神面具等铜制器物和桑蚕纺织制品等。结合传统考古学和数字技术，考古人员发现三星堆器物坑中的很多器物是可以跨坑拼合的，即把一件器物打碎后放在了不同坑里边，大概率指向了这些器物在埋藏时候可能是一次性的仪式行为。

多学科协同：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要探源这些深藏于千年风沙瓦砾之下的遗迹遗物，光用眼睛看可不行，考古研究必然涉及数理化、天地生和农医工等多学科技术方法。本期探源工程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以中心性聚落遗址为核心，集中考古发掘、年代学、资源技术、环境与人类体质等多个角度对相关遗址开展综合研究。

其中，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问题，初步确定皇城台的始建时间不应早于公元前2,200年，最后废弃的时间可能晚至公元前1,600年。针对山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运用了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白灰面遗迹测年方法的空白。

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探讨了重点区域谷物种类与种植业发展状况、家畜驯养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先民饮食与家畜饲养策略等。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古代人群食性分析研究显示，新石器晚期各区域文明中，尚未出现较为明显的不同社会等级的取食结构差异。

此外，手工业生产的研究结果也可圈可点。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玉器方面，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突然集中出现璋、钺、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优质闪石玉制成的柄形饰等礼器，同时延续数千年的绿松石工艺突变，与青铜组合出现新型礼器。

多学科协同的理念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核心遗址得以贯彻，系列年代样品的获取，古环境复原、遥感测绘、动植物遗存筛选（浮选）等，已成为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常态。实验室分析技术与田野考古工作不断融合，信息获取水平大幅提升。同时，考古方舱和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应用，促进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紧密结合，也为未来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方向。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4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