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香港      李以建

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先生的小说已经有多种语言版本问世，遍及全球，但他的其他作品，仍有大部分尚未结集成书出版。今年是金庸先生的百年诞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金庸先生秘书李以建先生编选的《金庸影话》《金庸学佛》《金庸随笔》《金庸译作》四本书，本文系李以建先生为《金庸随笔》所撰的编者语，如其所言，“收录编选于《金庸随笔》的文章，虽仅为涓流之点滴，却希冀以此为引，激发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进一步去发掘和探究庞大的金庸世界的深层奥秘”。本刊获作者授权发表，原文标题有修改。

武侠大师的“另一半功夫”

2018年，笔者应《北京青年报》副刊版负责人之约，为纪念金庸先生撰写文章，该报十分慷慨，以整版的篇幅登载拙作。收到报纸时发觉，原本平平无奇的题目被改为〈金庸的功夫，世人只识得一半〉，顿然令整篇文章生辉。事后才知这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乃出于同窗共读的学长陈徒手兄。

确实，金庸除了十五部小说名闻天下，广受海内外华人推崇，其他的作品却一直掩藏在历史的尘封之中。我为编选《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  金庸卷》而撰写的〈导读：金庸的话语世界〉中曾谈到，“时至今日，从官方到民间，从海内外的华人扩展到各国外籍的读者，金庸小说可谓家喻户晓；从学术研究的刊物到中小学授课的课本，金庸小说的阅读和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金庸的社评却尚未全部结集成书出版，仍鲜有人论及，更不用说他以诸多笔名撰写的文艺批评、时评政论、专栏文章，以及翻译著作和学术论文，这些都尚处于隐学阶段”。

笔者有幸于金庸生前亲聆教诲，在其亲自指导下负责查阅收集并编辑他的文章和著作。金庸先生辞世后至今，这项工作仍在持续地进行。除了当年在报纸上刊发的武侠小说连载外，金庸早期曾翻译英文著作，为报刊撰写影评专栏、文艺批评，创作电影剧本及歌词。创办《明报》后则负责撰写社评、“明窗小札”专栏文章、“自由谈”及时评政论；其间同时还从事翻译，乃至撰写学术论文，而且这些各个不同的创作都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不包括他应约为其他报刊杂志撰写的文章，以及各种场合的演讲等等。纵观金庸的作品，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堪称一绝。如果说，金庸的小说是浮现在海面上冰山的雄伟壮丽一角；那么，金庸的社评、政论、随笔、散文等创作则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坚实厚重部份，二者是无法截然分割的一体，共同构成了金庸世界的宝藏。

“金学”拾遗：读不完的金庸

金庸的小说已经有多种语言版本问世，遍及全球，但金庸的其他作品，仍有大部分尚未结集成书出版。目前，已经出版的有：明河社的《金庸散文》和《明窗小札．1963、1964》（上）（下）四册；天地图书的《金庸散文集》和《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  金庸卷》；广州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的《明窗小札．1963、1964、1965》（上）（下）六册，以及尚待出版的1966、1967、1968年的五册。即使加上此次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同时出版的《金庸影话》《金庸学佛》《金庸随笔》《金庸译作》这四本书，应该还不及金庸先生小说之外的作品的四分之一。限于篇幅，收录编选于《金庸随笔》的文章，虽仅为涓流之点滴，却希冀以此为引，激发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进一步去发掘和探究庞大的金庸世界的深层奥秘。

解释一下书名。之所以称为“随笔”，因为金庸先生长期从事新闻事业，为报纸刊物撰稿，因此留下千字左右的短文特别多，用浩瀚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其中有的略长，分数期在特定的专栏上发表，但绝大多数都是独立成篇。除了特定的专栏，如影话、影谈、“明窗小札”专栏等的内容较为归一、焦点集中，其余的则信笔写来，随意而发，如天马行空，不受拘束。内容方面更是上天入地，包罗万有。从文学类别看，这些文章可以称为散文、札记、杂文、特写、随笔，没有严格的界限和区分。取用“随笔”，一则通俗易懂，二则有容乃大，以便将众多难以分门归类的短文结集成书。此外，金庸先生撰写短文使用的笔名颇多，收录本书的文章均在目录一一列明。金庸先生对写作和文字，极为谨严缜密，几近酷苛。他的眼中容不得丝毫的笔误，且不说他自己的写作，就连平时阅读别人的书籍和文稿，一个标点符号的误用都会立即被他用笔勾出，更不用说错字错句，他都是挥笔就改。金庸先生写作时习惯使用五百格原稿纸，他留下的手稿，有的虽然修改处字迹密密麻麻，删减添加不少，线条勾来勾去，但却一点都不紊乱，一切都照编辑的惯例标指得清清楚楚，读来毫无障碍。他书写的文字和标点，严格遵守稿格的约束，笔画清晰有力，从不飞龙走凤似的乱涂。皆因他出身于编辑，受过编辑的专业训练，具有编辑的道德，深知编辑的辛苦；无论面对他人的稿件，还是自己的作品，都一律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有意思的是，他的文字敍述描写，十分平白质朴，极少使用生僻的字眼；如果你用电脑打字，会发现可以打得非常快速，也非常顺畅。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金庸先生对自己的手稿，却从不重视保留收存。现有所存手稿大多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由歴任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1950至1970年代的，大部分都难以寻觅。原因之一，是当年他为《明报》撰稿时，由于其时使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径自交给排版工人处理，由他们按照文字挑选出每一个铅字，排版印刷；可以想见，经由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当铅字版排好送去付印时，那手稿已经揉皱到无法辨认，甚至残缺破裂了，根本无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是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即使是发表后，也很少做剪报保存。至于应约为其他报刊撰稿，他也是写好稿就寄给对方，发表后，对方有心的会寄来刊载的报刊，无心的则音讯均杳，他也不追问。自从有了传真机和复印机，经秘书的帮忙，金庸的手稿才略有保存。

金庸随笔：读史、悠游、杂谈、论政、议人生

本书收录的随笔，主要由五部分组成。

其一，金庸发表在《东南亚周刊》的“每周漫笔”的专栏文章。《东南亚周刊》是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和香港《明报》合作创办的。每星期一期，随报附送。为此，金庸在该刊开辟“每周漫谈”专栏，大部分文章都是读史笔记，谈古论今，阐发开去。如〈谈“才”与“德”〉（《东南亚周刊》，1963年，第二期），他赞成司马光之说，认为“才与德都是到了完美境界的，那是‘圣人’，才与德都没有的，那是‘愚人’，德比才强的是‘君子’，才比德强的人是‘小人’”。他以此来评价古代君王和现代政治人物，进而论国家和政党的得失。再如〈“英”与“雄”不同〉（《东南亚周刊》，1963年，第十期），以魏人刘劭提出“聪明秀出称为英，胆力过人称为雄”的观点来评析历史人物，颇为独到精辟。读此文，再联想到金庸小说中诸多人物，可辨其是英还是雄，谁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英雄。金庸对历史情有独钟，且潜心研究，常有自己独到的心得和与众不同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创作的小说也是一种史实的虚构，即用虚构的笔墨来刻画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将事实和虚构相交融，阐释世界，挖掘深层的人性。他最后撰写的博士论文，更是名正言顺的历史领域的专业研究。

在这方面，影响金庸最深最远的是世界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他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序言〈不曾识面早相知〉中，曾回忆自己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西书店里买到一本A.Toynbee（汤恩比）大著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的节本，废寝忘食地诵读了四分之一后，登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而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上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我非常信服这项规律。”金庸到了香港之后，还利用业余的时间著手翻译这本书，最终因忙而搁置。他提到：“此后数十年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能买的到、借的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

金庸极为敬佩大史学家汤恩比“对于史学的贡献，并不是对于某个国家、某个时代、或在某些特殊问题上作出十分重要的研究成就，而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分析出几条普遍规律”。金庸认为，“中国向来对历史家的要求是史学、史识、史笔，既要博学，又要有见识，文章又要写得好，汤恩比可说三者具备。”饶有趣味的是，金庸在谈及汤恩比“厚厚的十二卷《历史研究》”时，不无感叹地说，“相信从头到尾读过的人很少”，但我却相信金庸自己曾完整地读过。（〈大史学家汤恩比逝世〉，《明报》，1975年10月25日）

本书收录的“每周漫笔”文章虽不多，却可谓篇篇珠玑。从中不难看出，金庸力图追求的史学、史实、史笔。

其二，金庸为《明报》撰写的不定期的“旅游寄简”。金庸创办《明报》伊始，就亲自动笔撰写每日的社评。间中每逢他需要外出参加各种活动，或世界性的报业联合活动时，他会利用旅途或会议的间隙撰写短文，以“金庸”之名作为“旅游寄简”发表。其中，有抵达异地的印象写实，有状写当地的风土人情，有讲述各种新鲜的体验，有谈论各地的见闻，等等。这些轻松、随性的描写和记敍，都是沿途所见所闻所思的实录。

其三，选自金庸以“徐慧之”笔名，于1963年至1968年为《明报》撰写的“明窗小札”专栏。“明窗小札”是每天一则的固定专栏，其时，金庸每天必须撰写四篇到五篇文稿，固定的是：《明报》头版的社评、武侠小说连载、翻译外国政论，以及“明窗小札”；间中还有“自由谈”的专稿；也就是说，金庸每天都要变换写作的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从各自的角度去撰写这些短文。有时评，有政论，有译作，有综述，有文学创作。每篇的写法不同，笔法更有区别，由此可见金庸的用心良苦，亦可见他横溢的才华。特别要指出，这不是偶尔出现于几天内的连续写作，也不是数周或数月的写作，而是长达数年的不间断的写作，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唯有金庸真正做到了，唯有金庸才能做到。

本书的编选主要取自1966年至1968年“明窗小札”的文章，剔除当年冷战时代有关中美苏三方的政争论战，仅收录较为轻松恬静、贴近生活、富有人文趣味的篇什，让读者远离战争的火药味和尔虞我诈的权斗，享受精神上的悠游。这些篇幅，有的一望标题，即可意会到其中的幽默诙谐；有的讲述趣闻轶事，读之令人莞尔一笑；有的则透着精灵古怪，极尽辛辣讽刺。

其四，以“金庸”之名，于1980年4至6月为台湾《中国时报》开辟的专栏“明窗短论”撰写的文章。编者在开篇介绍说，金庸“在‘明窗短论’专栏里，他将以一个报人的阅识、史家的眼光、学者的胸怀、作家的笔触，为我们辨明社会、文化及国际间政治、经济的种种问题，他的观点也许与我们不同，但却值得我们深思，他的微言，可能只是云淡风轻，却也足堪我们细品”。

诚如所言，“明窗短论”基本属政论文章。富有针对性，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论之成理，足显政治雄辩之才。尤其是触及国际问题时，他视野开阔，高屋建瓴，观点鲜明，直抒己见，不畏强权和固有成见，勇于批评不合理的政策，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倡议。如〈社会有异 制度难同〉（《中国时报》，1980年5月13日），一针见血指出：“美国当局的决策人以及一切研究外交政策的人，都从一个假定出发：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于使世界各国都实施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而事实上，“任何国家民族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背景、社会结构、人民的教育水准、宗教信仰等等。美国那一套决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如果说，金庸当年尖锐指出问题的所在；那么，时至今日，他的观点依然经得起历史和事实的考验。

其五，散见于其他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均首次收录书中。“谈艺论政议人生”，其意即去繁化简，用来概括文章的大意。

谈艺可分为二：一是金庸对自己作品的阐释，即创作谈；一是金庸对武侠小说和电影的评价。前者，如以林欢笔名撰写的〈关于《绝代佳人》〉（《新晚报》，1953年9月19日）；以金庸之名写的〈漫谈《书剑恩仇录》〉（《新晚报》，1955年10月5日）；还有谈小说《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以及对小说的“增删改写”。后者，如〈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新晚报》，1957年10月5日）；〈对武侠片的期望〉（《中联画报》第58期，《峨嵋影片公司三周年纪念画册》，1961年5月），等等。这些文章都是研究和探讨金庸的小说和创作的第一手资料，极具参考价值。

论政，有金庸应香港廉政公署刊物之约撰写的〈贪污若再起，视之如大敌〉（《开拓人生路——百家联写》序，1998年）；〈廉政与法治〉(《笔动传诚：德育文集》，2016年），足显金庸对香港的热爱，以身作则的堂堂正气。

议人生方面，〈来港前后〉是金庸初抵香港的感受；〈美好人生的两大支柱〉即为善最乐和知足常乐，正是金庸毕生追求和践行的人生信念。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4年4月号，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紫荆特刊《金庸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