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刚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和发展成就，日益受到全球各国瞩目，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三次提到“人工智能”，更首次提出了开展“人工智能+”行动。随著大模型大数据等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引领新一代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人工智能+”行动，不仅顺应了全球AI发展的潮流，更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势紧密相连，这无疑将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的广泛应用开启新篇章。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推动发展以创新科技产业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的国家发展战略。

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的人工智能市场达1000亿美元，增长率达26.2%。国际数据公司（IDC）2020年6月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软体及应用（2019下半年）跟踪》报告预计，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软体及应用市场规模将达到127.5亿美元，2018-2024年增长率高达39.0%。人工智能显然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业务涉及人工智能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95万家。该95万家企业的业务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机器人、数据处理、云计算、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高精尖人工智能技术。

统计数据显示，在技术出口方面，中国目前主要输出的是应用于健康和危机管理领域的医学成像技术，占总出口的39%；19%的专案属于平安城市或智慧城市建设；15%的专案涉及电子政务。其中，平安城市或智慧城市专案平均投资额为6,100万美元，而电子政务专案平均为5,300万美元。剩余的项目则涵盖了先进计算与数据存储、遥感与地震监测、安全扫描器、无人驾驶车辆以及其他类别。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提供了在海外市场扩大技术影响力的纵深广阔平台，甚至包括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也要依赖中国的技术基础设施。中国自2005年起，AI技术出口显著增长。初期的增长主要由AI基础设施专案推动，而后期增长则更多依赖于AI应用，且出口主要面向“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国AI技术出口显著增长，主要取决于综合技术出口策略，及提供中低端市场的支付能力的产品，并能够根据国际市场发展趋势，特别是根据个别国家的特殊要求定向制作，提供融资方案和可调整的时间表，适应各种政治环境及特殊的社会发展要求。当然，由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局势相对不稳定的现实，出口规模、经济效益及可持续性都受到潜在的影响。

另外，中国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遭到了美国当局藉词国家安全的野蛮打压。从2019年10月开始，美国当局藉词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AI公司实施“实体清单”技术出口禁令。该禁令虽短期内对中国企业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据英国《金融时报》相关报道，面对美国制裁，中国旷视科技（Megvii）和商汤科技（SenseTime）等人工智能企业积极进行大规模的融资、同时签下海外订单，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而华为更未能如美国所，依然勃勃生机。

总之，以珠三角为核心区域的中国AI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如日中天，在成为国家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同时，也为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全力落实习主席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示，建设以创新科技为新动能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供了百年一遇的发展机遇。香港有国际一流的完善的高等教育研发体系，有灵活且具活力的“两制”优势，并因此吸引了超过10万名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精尖人才踊跃来港，又有中央对包括16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政策倾斜与支持，加之本届政府锐意发展以创新科技为主导的北部都会区蓝图，相信只要能够主动对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因应全球市场变化，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变化趋势，早规划早落实，实施产异化发展，重点培育孵化具市场竞争力的独角兽企业，发挥母鸡带小鸡的社会功能，形成具有协同效应的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过去二十年，人工智能从复杂演算法发展到高度复杂系统，重塑各行业，虽然引发了道德、私隐和工作未来等诸多社会问题，但全球各国各地区仍在竞相投入巨额资金于人工智能开发和人才培养，以获取利益和战略优势，并能够尽快形成引领全球产业导向的具强大竞争力的产业优势，继而形成具全球影响力的规则与标准。

中国的人工智能持续发展及相关产业的持续扩大出口，对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供应链、贸易、技术标准和监管体系，已经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如同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各国各地区也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共识：首个广泛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国家及地区所制定的AI标准和规则，就将会获得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并会获得各地逐步认同成为具有区域乃至全球意义的国际标准与规则。美国强力打压华为，恰恰是不欲华为成为6G等人工智能的国际标准制定者。正因为如此，香港特区作为与更多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融为一体的特区，基于普通法的“两制”优势，在推动制定具有地缘优势区位优势的国际人工智能规则与标准方面，显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国家副主席韩正2024年年初在北京会见英国汇丰集团主席杜嘉祺时就曾经强调，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准开放，并通过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进行“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市场。这也是中央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在制度、机制、规则创新及国际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两制”优势，增强国家竞争软实力，助力强国建设的新期待新要求。

为此，特区政府应根据国家规划及中央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部署，特别是针对中国人工智能在基础演算法和基础硬体发明专利占比不高、关键及核心技术相对薄弱、海外专利布局欠缺等环节，加大创新及相关服务投入。例如，借重香港公共医疗卫生及相关基础研发的实力，重点研发医学成像技术中的高级生物特征识别捕捉和图像快速准确处理技术，提升诊断精确度并降低患者辐射危害。在与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协同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率先在大湾区推广临床试验与应用，并由普通法系的香港特区主导推动建立区域性全域性的相关技术的人工智能规则与标准，提升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贡献香港动力。

（作者系香港立法会议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