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敏康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早前接受访问时，点名批评香港8个商会及专业团体，称它们资源充足，憧憬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自身却未有足够的实际行动参与。笔者认为，解决思路是扭转观念，认清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的真正角色。

推动大湾区建设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和国家战略。目标是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充分发挥三地综合优势，促成区内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为此，中央一直在主导推进大湾区向前发展。从2017年《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定》签署仪式，到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从2021年的“两个方案”，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到2024年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前海总体规划》）。大湾区的深度融合正在不断推进，取得良好成绩。

但诚如媒体所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5周年，实际成绩与目标尚存在较大距离，主要原因可能是两个：3年疫情与粤港澳三地为自身发展而各自为政。从目前看，人才、资本、资讯和技术等要素跨境流动仍呈现单向开放。笔者因此认为，大湾区要做到深度融合和一体化，就必须扭转几个观念。

第一，现在香港仍有不少人在讨论融入大湾区建设时，讲的是“香港到大湾区做什么”，还没意识到香港就在大湾区内。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对大湾区存在“距离感”。

当然，关键是如何融合？笔者认为，融合可以是单向的，但更应该是双向的。例如，利用香港的优势平台，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本身就是在推动大湾区建设。梁振英建议香港商会将它们的服务扩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这是深度融合的一种方式，但前提是大湾区建立统一的规则与制度。

第二，应看到香港自身可以在大湾区的规则与制度建设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前海总体规划》明确指出，到2030年与港澳规则深度衔接、机制高度对接，到2035年货物、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实现便捷流动、高效配置。

换句话说，深港从“合作”变为深度“融合”，关键是规则深度衔接与机制高度对接。而与香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主旋律，因为香港的规则和机制高度市场化与国际化，可以为大湾区营造优质营商环境提供标准与坚实基础，则香港商会才会乐意将它们的服务扩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进而言之，与香港规则衔接和制度对接的大湾区不仅能够与国际接轨和获得国际认同，而且更容易吸引外资在香港设立大湾区总部。

第三，大湾区三地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是建成一流湾区的关键，但广东的九个城市加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和三个法域，规则衔接或制度对接存在明显难度，靠三地自行协商解决恐怕脱离实际，因为三地均存在不同利益和主导权，唯有中央主导推动才是最佳选项。期待今年两会后，中央将对大湾区出台更加利于深度融合的措施。

本文转自《信报》

（作者系香江智汇秘书长，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