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伟文

特区政府刚宣布将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放上议程后，外国传媒就不断“发功”， 摇动著“痛失新闻自由”、“知情权无价”、“香港言论自由已死”等旗帜，目的是大肆抹黑今次立法对港人的言论自由有重大影响，它们想要的政治效果，轻则可鼓动揽炒支持者发声反对立法工作；重则可挑起反政府示威，重拾昔日首次二十三条立法的大游行，甚至触发大规模暴动等，令到香港越乱越好。

揭开反二十三条立法舆论序幕的是亲华美国经济学者S. Roach，他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中刊登一篇名为“It pai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中译：“沉痛地宣称香港已玩完”），在特区政府宣布二十三条立法后，外国传媒不断“派出”外国学者指出二十三条立法将会影响香港的营运环境、外国将撤资等言论。

以上的言论，对香港市民来讲都是隔靴搔痒而已，真正最影响港人的，就是《彭博》(Bloomberg) 于日前接连发出三份帖文，将根本没有关连的事情拉在一起讨论，甚至写上它们预设的“结果”，符合它们所谓的“逻辑”！这三份文章分别是“HK says Telegram should be prohibited in Article 23 proposal”（中译：“港人在二十三条立法将禁止使用Telegram”）及“HK says Signal should be prohibited in Article 23 proposal”（中译：“港人二十三条立法后将禁止使用Signal”）作标题，以及题为“HK Security Law Public Consultation Lists Facebook, YouTube Ban”（中译：“香港公安条例将禁止做用Facebook, YouTube”），《彭博》单方面提出二十三条立法后，广大市民就不可用 Facebook、Instagram 、Telegram、YouTube、Signal 等社交网站程式，担心我们失去言论自由。

特区政府即时回应该传媒的指控，误导全港市民，制造恐慌。《彭博》知道事态严重，随即将文章下架，并刊登一篇名为“Hong Kong Says City Won’t Prohibit Popular Messaging Apps”（中译：“香港（政府）证实不会禁止公众传讯程式”）。

外国传媒经常对本港社会事件使出“组合拳”，先从经济方面入手，进行威吓。它们不断发放某条例立法后将会影响外资在港投资、破坏营商环境、外汇储备下跌等言论，务求从香港经济根基入手。

假若“经济牌”未能对社会做成广泛讨论，就会从民生方面入手。好像今次，《彭博》先后发出三份帖文，都是有深浅之分，社交平台Telegram 和Signal不是太多港人使用，影响比较浅。然而，当效果不太理想，它们就加大力度放在影响比较广阔的社交媒体，如 YouTube、Facebook 及 Instagram。大部份市民都有使用上述提及的社交媒体，当禁止使用将会引起广泛舆论，到时特区政府被迫撤回方案，外国势力就可继续肆无忌惮地在香港进行反中乱港勾结。

事实上，香港每当推行与民生有关政策时，外国传媒所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经过它们的绘形绘影、无中生有、加盐加醋的报导后，就由一件鸡毛蒜皮、毫无新闻价值的事件，炒作成影响千秋万世的重大民生的政治事件，务求鼓动全香港市民齐来声讨特区政府。

由二十三条首次立法开始，它们一直在香港政局起了兴风作浪的作用。其后政府推出国民教育政策时，外国传媒即时利用多张儿童被国民教育洗脑的政治漫画来“抢眼球”，目的是加深港人对政府推出的国民教育，就是洪水猛兽。今次外国传媒，与以美国为首的境外势力成功地产生了“唱黄簧”效应，达到它们预期想要的“政治效果”，就是“推倒，不要重来”。

这招“境外双结合”，之后多次特区政府推出敏感的政策时起到相同的政治效果。由于过去几届政府都对外国传媒投鼠忌器，认为如果评论太多外国传媒的言行，就会被它们加上“妨碍新闻自由”。因此，当外国传媒肆无忌惮地批评特区政府，政府往往使出“四两拨千斤”的招数，打算轻轻带过就完结。讽刺的是，外国传媒不是政府眼中的宠物，以为轻轻抚摸就可乖乖就范。每当政府批评外国传媒的所作所为后，它们的即时反应就是继续“唱衰”政府，直到没有新闻价值为止。

不过，今次外国传媒错判形势，它们的如意算盘根本打不响，正如笔者上述谈及的，将无可能发生的事情，说成“极有可能”发生的，妖言惑众，侮辱全港七百万人的智慧。重要的是，外国传媒的真面目已在2019年看清楚，香港人已经尝试了它们做谣生事的技巧，所以今次又用相同招数只会弄巧反拙，让人感觉就是强弩之末。所以，当二十三条成功立法后，外国传媒特区政府推行政策的力度将会大减，政府的施政更加畅顺。

（作者系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成员、深水埗区议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