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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 |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文科讲席教授
从国际的世界到全球的世界,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2023年11月29日)的世界观经历了百年的演化。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基辛格与20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应对息息相关。本文著重研究基辛格的「全球」和「全球化」角度,以发现此前被忽视的基辛格全球观。
基辛格的一百年,主要是同战争与和平(包括冷战和冷战后)相关的一百年。1973年,即基辛格50岁时,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此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亦是他全球行动的50年。基辛格去世前的最近两年仍在全球工作、旅行。2023年7月,百岁生日已过的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访华。去世三年前,基辛格最关注的课题不是别的,而是人类正在开展的科技革命。他指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在基辛格看来,现今世界已经走到了一个「危险」阶段。他把AI与其一生深度思考的核武器课题等量齐观,担心AI的军备武器化。
基辛格一生著作等身,真正理解他的著述颇有难度,研究基辛格需要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1945年,基辛格时年21岁,核武器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合国成立——世界进入「全球时代」(The Global Age)。1947年起,美苏冷战持续近40余年,成为全球时代的一个最大特征。冷战成就了基辛格,使他的专业有了「用武之地」。事实上,基辛格的崛起是冷战的产物,他是冷战最重要的一个相关者。20世纪80年代初,基辛格离开美国政府后不久,比「全球」更进一步的「全球化」概念在美国等地诞生。全球化概念改变了基辛格的世界观。所以,基辛格的个人全球时代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没有全球化概念的「全球时代」,一段是包含全球化概念的「全球化时代」。以往关于基辛格的评论和最近回忆基辛格的各种文章,多数不怎么强调全球和全球化角度。然而,基辛格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全球人物,故本文尝试从全球和全球化两个角度简谈基辛格。
基辛格与他的「政治家精神」
1950年,27岁的基辛格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题为《历史的意义:对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的反思》(The Meaning of History: Reflections on Spengler,Toynbee,and Kant)。这样的题目,超出了一般哲学系或历史系本科生的驾驭能力,可见基辛格年轻时非凡的学术抱负。这篇论文被誉为哈佛(史上)篇幅最长的本科论文。随后,基辛格一鼓作气,分别于1951年和1954年顺利拿下文学硕士(MA)和哲学博士(PhD)两个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和平、合法和平衡:对卡斯尔雷和梅特涅的政治家精神的一项研究》(Peace,Legitimacy,and the Equilibrium: A Study of the Statesmanship of Castlereagh and Metternich)。笔者在这里把「the Statesmanship」翻译为「政治家精神」,是因为基辛格一般被褒扬为「政治家」。有人把政治家和政客混为一谈,认为基辛格是政客——这是一个误解。政客在美国等国家是一种职业,是中性词。基辛格没有当选为国会议员等职,也没有竞选过总统,谈不上是政客。
事实上,基辛格是一位政治家(Statesman),具有政治家精神,19世纪杰出政治家梅特涅等人是他的楷模。基辛格「从政」的雄心在其博士论文中便得以显露。该论文从各个学科角度讨论增进世界和平和避免战争的相关议题,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奖并于1957年出版。要知道,当年并不是数字时代,出书并非易事。出版的论文与1954年获奖的博士论文在题目和内容上均有所不同。基辛格把用于出版的书名改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1812-1822),著作内容完全是关于19世纪欧洲的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和世界和平(Universal Peace)的重建。博士论文的巨大成功使基辛格跻身一流学术界。无论是否身在大学或智库,基辛格都是终生学者。苏格兰裔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基辛格正式聘请的传记作者之一,他称基辛格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外交政策理论家。
「国际」「世界」和「全球」是基辛格一生的关键字
无论是在美国学术界、政界,亦或是全球的其他各种系统,基辛格的主要工作内容都是外交政策。他不仅研究和实践美国外交政策,也在研究和参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基辛格一生的关键字包括「国际」和「世界」。如果把国际、世界和全球看作一个世界观的「三位一体」,那么基辛格的生涯关键字必须有「全球」才对。
基辛格的世界观不仅是国家(美国)的、国际的,也是全球的。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开始三个多月后,深受健康威胁的老年基辛格发表了他关于新冠疫情的评论:虽然病毒是全球的,并不尊重国家之间的边界,但遗憾的是,全球各国领导人应对危机的方式不是寻求全球解决方案,而是各自为政。关于全球化概念史的各种研究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尽管欧洲人的脚步早已遍布世界各地,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出现「全球化」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之后,少数欧洲作者提出了与现今语义相差很多的「全球化」术语,但并没有引起注意。1938年,少年基辛格作为犹太难民逃离纳粹德国到达美国,体验了从欧洲跨越北大西洋的一次记忆深刻的环球旅行。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诞生了各种以「全球」为对象的新研究领域,如全球史学(Global History)的持续兴起。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美国诞生。经笔者查阅资料,基辛格主要著作的索引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并无「全球化」一词;至20世纪90年代后,索引中则包括了「全球化」一词。这是基辛格一个显著的思想改变——基辛格是与时俱进的。
至于基辛格何时开始接触「全球化」这一概念,也许我们已经无从考证。笔者认为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基辛格已经离开美国政府行政部门,活动的重心从美国政治和世界外交的中心华盛顿转移到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基辛格当时应该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美国和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家、卓越企业家、金融家在越来越多地谈论「全球化」一词。
基辛格与不断发展中的「全球化」
如果说「全球化」概念的诞生标志著严格的全球化时代的开启,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2023年,基辛格经历了40年的全球化之兴衰。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基辛格对全球化问题的深入思考。进入21世纪,关于全球化的大辩论(The Globalization Debate)在政策上十分激烈,参与者很多是来自全球的重量级人物。基辛格也是全球化大辩论的重要一员。基辛格以他的亲身经历指出,尽管不少人追溯全球化的古代起源,全球化却是前所未有的,当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时代」(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基于全球化的当代性与历史的鲜明对比,基辛格认识到了全球化的创新性——「当代世界最具革命性的方面是全球化」(the most revolutionary aspect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和他的同代人一样,基辛格有时习惯性地把全球化归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问题(包括人口爆炸、核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等)之一。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在2008年的《全球化和对全球化的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文。基辛格著述中以全球化为题的文章很少。我们知道,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模仿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文明和对文明的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文,在2003年出版了《全球化和对全球化的不满》,影响广泛。斯蒂格利茨分别在美国克林顿政府和世界银行工作过。基辛格也以《全球化和对全球化的不满》为题撰文,说明基辛格是读过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和对全球化的不满》的。今天,在美国等地,「对全球化的不满」更是热门话题。
基辛格参与和影响全球化大辩论的一个途径是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论坛发言。1980年,基辛格第一次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那时世界经济论坛已经在欧洲和跨大西洋地区小有名气。论坛是一种会议产业,在瑞士等欧洲国家有著数不清的类似模式,但大获成功的论坛如世界经济论坛,屈指可数。即便是在冷战最严峻的20世纪80年代初,基辛格也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We are in an age of global-interdependence)。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在基辛格的母校哈佛大学诞生(尽管该学科当时主要是「一门美国社会科学」,在其他国家尚不存在这样的学科)。两位年轻的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77年出版了他们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这本书标志著「相互依存」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在达沃斯的讲话说明了「相互依存」理论对基辛格的影响。基辛格这样的老派「现实主义者」,居然也在说著「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常挂在嘴边的「相互依存」话语。其实,基辛格本人不愿意别人把他标签为「现实主义者」。
基辛格最喜欢谈论的是世界秩序而不一定是国际秩序。他于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表明了这一点。笔者观察发现,基辛格有时也用全球秩序(Global Order)来指代更新了的世界秩序,他的世界秩序观也全球化了。
2022年5月,达沃斯论坛年会终于线下重开,基辛格受邀重返世界经济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Klaus Schwab)教授亲自主持基辛格专场。不过,基辛格未能到达现场,而是发表了视频讲话。其中,基辛格评论了新冠疫情后的世界,尤其是惨烈的俄乌冲突,同时表达了他对世界大分裂可能性的担心。基辛格认为,若是世界再次形成相互对抗的两大国际联盟,不仅全球化将会终结,全球的和平秩序也将倒退至少数十年。他建议各国要意识到世界大分裂后果的不可承受之重,要为争取全球的长期和平而努力。
基辛格最后参加的一场世界经济论坛是在2023年1月17日,也是受邀作视频发言。他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可能重新加入国际体系。这一点最后展示了他青年时就开始开展的毕生研究:各大国终归是要走向「协奏」的(Concerto of Powers)。一个地缘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不能也不应长期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
结语
作为全球级的明星政治家,基辛格指出全球化是世界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基辛格是一个「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ed)了的人,是影响甚至定义全球化的一个力量。基辛格是全球化时代的定义者,也是被全球化时代定义的个体。基辛格已经成为历史,但「基辛格学」继续存在著,它包含了关于基辛格的全球实践和全球观的研究。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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